“和為貴”
歷史上作為社會規范與制度安排的“禮”，它的特性有二：其一是“別”。《左傳·僖公三年》云：“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荀子·富國》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有稱者也。”其旨在依據共同體成員的職位、年齡、性別及血緣等因素來劃分權利和義務范圍，規定不同社會角色的各自行為選擇邊界，以此來避免因無別而造成的利益沖突和社會無序。其二是“和”。《論語·學而》載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禮”以“和”為貴，是“和”的體現。制度化的“禮”與精神性的“和”，兩者剛柔相濟，不可或缺。如果事事循“禮”而不知尚“和”，便會“禮勝則離”，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反之，如果處處求“和”而沒有“禮”的制度保障，則會失之于流。
當然，“禮”能否落實“和”的精神、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關鍵要看它是否體現了正義原則。正義的通俗表述，指給同樣的事物以同樣的待遇，非正義乃是指給同樣的事物以不同的待遇。
和而解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處，“一”指道，“二”指陰氣、陽氣，“三”指陰陽調和所形成的和諧狀態。萬物就是由兩種對立因素的配合而生。《周易》乾卦《彖傳》云：“保合大和，乃利貞。”這是說，陽陰合德，四時協調，萬物孕生，長治久安。“大和”即“太和”，強調的是矛盾的妥協性與統一性。《荀子·王制》曰：“和則一，一則多力。”這是說，“和”能帶來合力與雙贏。借用今天的說法，“和”是一種“文化軟實力”。
北宋哲學家張載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并明確提出“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的命題，看重矛盾的妥協、沖突的化解、對抗的解除、斗爭的泯滅、戰爭的消弭，表達出和平主義的精神。張載在《西銘》開篇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全句大意是說，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氣構成了人的身體，天地之間的主導便是人的天性。全人類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親兄弟，其他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民胞物與”的理念體現的是一種宇宙大愛，與曾經一度盛行的斗爭哲學與冷戰思維，恰處于愛與恨的兩極，形成鮮明對照。
“和為貴，忍為高”，“與人為善”，“仁者愛人”，“不與鄰為壑”，“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沖氣以為和”，“保合大和”，等等，這些信條千百年來鑄就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追求和諧的民族性格。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分析了中國人的和平主義、豁達大度和老成溫厚的文化，他指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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