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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記者王虔)2012年4月28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簡稱“中改院”)在??谂e行了“走向公平與可持續——轉型中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論壇。中改院院長遲福林在論壇上做了主題演講,深入闡述了中國走向公平與可持續的市場經濟所需要進行的轉變和改革。
遲福林院長的演講主題是“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中國市場化改革面臨的重大選擇”。在演講開始,遲院長就指出,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經過20年的努力探索,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20年來也積累了某些不公平不可持續的體制性、結構性的突出矛盾。今天,中國的轉型與改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迫切要求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實現這一轉變,決定著中國轉型與改革的成敗,決定著中國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前景。關于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遲福林院長提出了三點看法:一、改變政府主導,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二、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三、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關系。
關于改變政府主導,遲院長認為,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他指出,根據估算,中國潛在居民消費需求規模將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高到2020年的50萬億元左右,這將為未來10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要使這個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釋放出來,不僅取決于政策調整,更取決于市場制度的安排與市場環境的優化。為什么過去10多年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潛在消費需求始終難以釋放?2000年-2010年,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47.4%,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3.8%。這個悖論的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成為一種很強的慣性力量,牽引著國民經濟長期在投資主導的軌道上運行,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影響了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傾向,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提升。與此同時,政府主導過度傾向重化工業,導致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使供給結構難以適應全社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由此,加大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這就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實現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
同時,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遲福林院長指出,中國有巨大的消費需求,也有巨大的投資需求。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至少還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從中長期看,投資只有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才能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巨大的內在增長動力。這就需要把投資有機地融入到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中。遲院長認為,現實的突出問題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過于依賴投資,過于依賴資源能源消耗、過于偏向重化工業,導致投資結構扭曲,難以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應以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為導向,利用市場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資規模的同時,為中長期走向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需要改變政府主導。遲福林院長認為,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使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導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較嚴重的浪費。土地、資源、資本、勞動等要素價格人為壓低,客觀上刺激了投資沖動,使投資擠占居民消費;更為重要的是,導致資源配置與社會需求脫節,增加擴大居民消費的困難。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必然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遲院長提出,中國30多年的實踐說明,任何其他機制,包括政府在內,都不能取代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地位。改變政府主導,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防止和糾正“市場失靈”。
在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問題上,遲福林院長首先指出,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需要確立公益性的戰略目標。他認為,這些年在做大國有資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績,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國有資本運營缺乏應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明顯偏低,也是不可忽視的突出問題。從公共產品短缺的基本國情出發,遲院長建議把公益性作為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的目標和重點。這是因為,第一,國有資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會資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把公益性作為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戰略目標,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有利于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第三,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第四,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就是把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不是削弱而是在強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
遲院長同時提出,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加快實現國有資本的公益性回歸。他建議:第一,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使新增國有資本投資主要配置在自然壟斷領域、公共產品領域、以及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第二,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第三,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第四,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爭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提高到25%左右,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
遲福林院長還認為,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需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強調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重要的目的是通過打破壟斷,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促進優勝劣汰。他具體建議是:第一,對改革嚴重滯后的鐵路、鹽業等行業,盡快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第二,對電力、電信、石油、民航、郵政等行業,應將自然壟斷和競爭環節切實分開,在自然壟斷環節強調國有資本主導,在競爭性環節對民營經濟放開;第三,對城市公用事業,要盡快健全特許經營制度,形成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以破除行政壟斷為重點,深入推進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在提升國有資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時,擴大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為民營經濟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