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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18日10:03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世界金融危機已經歷經六年時間，在此過程中，各國為了應對危機沖擊，擺脫經濟低迷局面，紛紛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我國宏觀調控也以需求管理為導向，擴大財政支出、連續降息降準、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等。盡管這些政策對宏觀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穩定作用，但是政策的實施也帶來經濟結構不合理、制造業產能過剩、金融領域風險積聚等眾多突出問題。而且，伴隨經濟的進一步運行與發展，以刺激有效需求為導向的需求管理手段越來越捉襟見肘，邊際效應遞減現象明顯。

一、需求管理是應對危機的短期選擇

需求管理是凱恩斯主義核心內容，2007年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均秉行凱恩斯主義，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提高赤字規模、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能夠在短期內提振社會總需求，刺激經濟，成為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不二選擇，但是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與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問題卻顯得力不從心。目前需求管理已經呈現邊際效應遞減傾向。以應對危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已被世界各國過度使用，下一步政策施展空間較為有限。而且前期需求管理積累的風險不斷聚集并擴大，全球貨幣超發，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致使以“歐豬五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政府債臺高筑，世界金融市場新秩序難以建立，國際不公平競爭增多，社會性問題日益凸顯，全球性通脹隱患一觸即發。可見繼續實施需求管理的成本與風險已經高于所獲成效。此外，盡管需求管理有助于總量擴張，但無助于結構轉型。發達經濟體長期積累的消費需求膨脹、投資需求不足、產業結構空心化、財政赤字攀升、社會福利過高等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資本市場動蕩、消費-投資結構不匹配等問題是無法通過需求管理得以解決的。

二、供給管理應作為長期結構調整的手段

供給學派于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失效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主要觀點認為一國經濟狀況并不像凱恩斯主義所闡釋的——主要取決于需求，而是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應向“供給”傾斜，提高企業競爭力和投資積極性。金融危機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實現了低通脹率、低失業率、高增長率的良好局面，甚至有人認為美經濟擺脫了周期性波動規律。追朔當時美國經濟增長根源，主要源于20世紀70年代里根時期及此后布什政府實行的以供給管理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同期，英國撒切爾時代也采納了供給管理思想，迎來經濟繁榮。反觀當前，金融危機爆發已歷經六年時間，各國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基本施展至極致，下一步，繼續采取以短期刺激需求為主的措施將難以拉動世界經濟增長，全球經濟面臨停滯危險，而與此同時，貨幣領域積累的巨額存量猶如“堰塞湖”，風險一旦釋放勢必引起全球通脹率上升。基于此，世界各國必須尋求新的經濟治理出路，全球宏觀調控均面臨著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型的客觀要求。針對國際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各國未來應以結構調整為重點，通過有效的供給管理手段，適當減少政府對于部分領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激發經濟微觀主體——企業的能動性，增強科技創新能力以提高生產效率，優化、改善產業結構，從而提高生產要素投入效率，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宏觀調控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

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全球經濟受到重創，中國經濟增長亦出現減速。為了應對危機，我國同樣采取了短期需求管理系列措施，經濟增長沒有出現嚴重下滑與萎縮。我們不能否認需求管理在抵制危機沖擊中的積極作用，但是同時也應意識到當前由于需求管理過量所積累的矛盾與風險在不斷聚集。李克強總理提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巴克萊資本公司更創造了“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一詞。無論是“升級版”，還是“克強經濟學”，探究其核心內容，都可以看到新供給學派影子。

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必須通過結構性手段治理。供給管理是解決結構問題的有效路徑。縱觀2013年國務院頒布的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正是遵循供給管理的思路，力圖“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其中，行政體制改革強調簡政放權，表明政府正在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未來將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財稅、金融體制以結構性減稅、利率匯率改革為主基調，重視扶植創新型企業與小微企業，旨在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從而激活潛在投資需求；投融資體制改革重在打破壟斷格局，解除對民營資本的束縛，創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價格改革強調還原資源環境要素的真正價值，以此降低環境負載，并間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民生制度改革更加務實，確立“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思路，避免重蹈西方國家由于“高福利”誘發的財政“高債務”覆轍；城鎮化改革旨在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使城鎮化真正成為中國促內需、調結構的長期依托。

預計下一階段，我國宏觀調控將進一步偏重于供給管理，逐步彌補前期需求管理造成的經濟領域若干顯性與隱性失衡問題，如積極財政政策產生的擠出效應、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誘發的金融風險、不當產業政策引發的產能過剩矛盾等。筆者建議未來，一是實施全方位、大幅度減稅計劃，不僅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而且降低居民納稅稅率，同時繼續調整和優化稅制結構，從而調節消費與投資結構，減輕中小企業經營成本；二是適度控制財政支出，將其主要限制在基礎性、公益性領域，避免由于財政支持范圍過寬而造成“國進民退”，形成對民間資本投資的擠壓；三是注重產業結構調整，通過放寬市場準入門檻、降低融資成本等經濟政策的配合，激發企業主體活力，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培育創新動力機制，使企業與市場（而不是政府）成為糾正結構失衡的原動力。 (國家信息中心 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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