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精英紛紛卷入各種丑聞風波，一個縱容失信的環境，比失信行為本身更加可怕
文 本刊記者 張旭孫曉青
公眾眼里，他們是距世間真實最近并為古今真理代言的人。因而，理應也是最可信賴的人。然而，從高考身份造假到學位論文抄襲，再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公開撒謊，中國知識界的失信之舉，正在使這個圈子里的所有人變得可疑。
校園誠信的淪陷
2009年高考身份造假事件發生后，洶涌的輿情對相關部門的責任一一發起追問。首當其沖的自然是教育界，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教育為什么會使這些考生為求利益而置誠信于不顧？重慶市文科狀元卷入此案則令知識界的前景更加堪憂，未來中國知識精英的誠信水準難道如此？
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是，當前中國教育“重利輕義”的傾向與知識界的信用坍塌有著必然的聯系。
事實上，早有專家指出，今日中國的各類學校，特別是大學，已經變成單純的知識技能傳授場所，而其應有的德性培育職能正日漸喪失。在這些地方，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備受推崇，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論則遭遇冷落，習得更多的知識以便獲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成了人們求學的唯一目的。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上，包括誠信在內的各種道德價值皆被視為次要。
一場圍繞誠信展開的科技對抗與反對抗頗具諷刺意味。
2009年高考期間，北京市首次利用無線電監測設備對作弊行為進行偵察。為此，相關部門在全市特設9個無線電固定基站，派出若干輛監測車定點巡查，并責成專人在指揮中心進行全天候監控。據介紹，此次用于每個監測基站的設備成本高達千萬元之多，如此大手筆投入的目的只有一個——防范考生利用微型耳機、帶有LED屏幕的特殊橡皮等高科技工具實施作弊。
在中國未來知識精英的后備力量中，誠信狀況如斯，大學里的學術造假事件亦屢禁不止。2009年，高校學術造假再現“井噴”。
3月，浙江大學賀海波論文造假，被撤銷副教授職務和任職資格；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指論文抄襲，論文鑒定結果為“過度引用不當”。
4月，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陳湛勻因論文抄襲被撤行政職務；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專家陸道培開發布會指認弟子、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存在剽竊、造假等嚴重學術不端行為。
5月，東北財經大學2007年某篇碩士學位論文，與南京財經大學2006年一篇碩士學位論文驚人相似，兩篇論文整體框架完全一樣，除了把地點“江蘇”兩字替換成“山東”，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
6月，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在核心期刊發表的《何謂“理論”？》一文被曝涉嫌抄襲；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舉報其博士學位論文抄襲。
7月，西南交通大學對其副校長黃慶的論文涉嫌抄襲一事，給出了處理意見，認定黃慶的博士論文有抄襲行為且性質較為嚴重，取消其博士學位，撤銷其博導資格。
……
而這僅僅是當代中國學術造假史上的一個片段。有相關機構對中國科技工作者的學術造假問題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將近5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學術不端行為“相當普遍”；超過50%的科技工作者對學術不端行為抱以寬容的態度——這讓人對知識精英的誠信意識感到不安。
知識精英遭遇集體考問
知識精英對誠信價值的不敬無異于向其身份的權威性發起了挑戰。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知識精英始終兼具道德楷模與學問領袖的雙重身份，而他們的天職則是通過知識的生產與傳承來踐示社會道德。關于知識精英的理想人格，《左傳》曾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顯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評判體系中，知識分子的頂級業績應是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功立業和著書立說則次之。其中， “信”又是根本。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人若不講信用，則與之相關的一切便皆難辨真假，學問自然包括在內。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公眾對知識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遠高于政界或商界領袖，于是，當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精英群體也變得不可靠時，公眾的失落可想而知。這種失落在一些事情發生后，輕易即可變為群情“激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詐捐門”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報賑災款的余秋雨在這個夏天成了眾矢之的。曾經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間坍塌，余秋雨為他的謊言付出了20萬元換不回的代價。
易中天在質疑余秋雨時表示，“在我看來，捐不捐款，是每個人的自由。面對質疑，也有權保持沉默。但一旦開口，就不能撒謊。實際上，余秋雨的問題，不在捐沒捐款，而在撒沒撒謊。這就必須質疑，必須追問。這種質疑和追問，既是對公眾負責，也是對余秋雨本人負責?！?/p>
“全民罵殺余秋雨”的批判運動對于余秋雨個人而言也許有“用刑過猛”之嫌，但作為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誠信考問卻也在情理之中。人們的憤懣源自被愚弄之后的發泄，更源自一種深刻的憂慮——從此以后，以這個名字為注腳的話語均需辨識，而在此之前，人們曾將這樣的話語視作知識并對之深信不疑。當身負知識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謊時，令公眾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舉，而是將來，人們還能把探求真實的希望托付給誰？
“知識分子說謊是一件特別讓人沮喪的事。這就好比從書中引用數據，當已經引用了成千上萬個數據之后，你突然發現書中的一個數據是錯的。這時你的感受就是知識分子說謊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币晃恢R分子對余秋雨事件如此評價。
有研究信用問題的專家指出，個人的失信行為往往會使其所在的組織、社區遭遇信用危機。如果社區成員的公共意識淡漠，那么一方面，個人的失信行為會相對無拘無束；另一方面，這個社區的其他成員也會頻遭誠信質疑。
事實上，余秋雨的“詐捐事件”使知識精英作為一個群體遭遇誠信追問，就連極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證明，以此洗清公眾對自己的懷疑。
如果中國的知識精英紛紛卷入各種丑聞風波，我們是否應當追問：到底僅僅是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還是整個社會出了毛??？根據知名學者丁東的觀點，對于知識精英失信行為的討論不應僅停留于當事人是否應受責罰或者如何受責罰，而是應該由此反思，導致這些現象的體制性、社會性原因是什么？
以學術造假為例，支撐學術成就虛假繁榮背后的那一套“只重發表，不問其他”的知識生產機制和各種鼓勵政策屢糟詬病。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在談及學術造假問題時認為，“工作本身如果變成一個謀生手段的話，每個行業都難免功利。老師們同樣存在這個問題，目前中國學術研究所含的功利成分較多。因為現在的教師還沒有達到衣食無憂地做學術的地步，這個現象屬于導向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問題?！?/p>
丁東曾發表文章指出，誠信的大面積坍塌，僅僅歸因于某些個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某些失信行為漸成常態，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倫理導向出了偏差，維持正義的社會基礎秩序已被破壞。傳統屬于清流的領域現在已經濁浪滾滾，污水四溢。
誠如其所言，一個縱容失信的環境，比失信行為本身更加可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