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啟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表現為“爬行式”的穩步升值。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人民幣匯率先后突破了8.1、8.0、7.9、7.8、7.7五大整數關口，其中，間隔的時間逐步縮短，升值速度也越來越快。上周，央行宣布將人民幣對美元的單日匯率交易價浮動幅度由3%。擴大至5%。后，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在新的一輪全球經濟失衡過程中，未來不排除人民幣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升值，而這勢必將對外貿企業帶來更大的壓力。
那么，人民幣持續升值，到底給出口企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企業的出口情況出現了哪些變化？他們是如何規避從未有過的匯率波動風險的？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日前奔赴浙江一些出口企業進行了實地調研，以期為讀者描繪一幅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浙江出口企業狀況的全景畫，并借以審視中國出口企業的發展路徑。
杭州蕭山區某紡織出口企業正在加緊生產 攝影 本報記者 李中秋
“人民幣匯率與出口并沒有太大的關系，不是想像中那樣會抑制出口，而且我們發現，中國的低價勞動力，也并非在國際競爭中立足的主要原因。”在杭州市下沙工業區杭州杰瑪箱包有限公司生產工廠的辦公室里，總經理呂強開門見山，“有規律的‘爬行式’升值我們不擔心，最怕人民幣劇烈波動。”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保證利潤的前提下，靠“感覺報價”，幾乎成了所有出口企業以及外貿業務人員應對人民幣“爬行式”升值的唯一有效手段。“一般情況下，我們對匯率進行預估，我會根據我們產品的交貨期，估低0.15元人民幣。比如，現在是1：7.75，我在向國外客人報價的時候，就按照1：7.60報。”呂強說，“等貨款到賬后結匯的當天，匯率差不多就落在1：7.60這個位置了。”
當然，靠感覺報價，也有把握不好的時候。2005年人民幣剛升值以后不久，由于對進一步升值幅度的前瞻性不夠，造成了呂強公司不少損失，這也是2006年公司虧損的一個原因。“升值第一天后，匯率已經是1：8.1了，我們預計它還會漲，于是按照1：8的匯率報價，但到結匯的時候，匯率變成7.95了，一筆單子就造成了十幾萬元的損失。”呂強說。但經過一年的磨合，到去年底，呂強已經掌握升值幅度的秘訣了。
那么，外銷員到底是靠什么來掌握人民幣升值的“K線”圖呢？
“我每天看銀行的水單，水單就是銀行當天結匯的單據，每天美元都在跌，所以，我們覺得不斷會下跌，報價也是依據這個感覺報價。”杭州蕭山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外銷員汪瓊，主要從事家用紡織品出口業務，看銀行的水單也是她每天的必修課。據悉，除了人民幣突然升值的當天，汪瓊基本上能夠估算出交貨后貨款進入銀行帳戶時的人民幣匯率范圍，根據家用紡織品的交貨期，她通常報低0.20元人民幣。在上周央行宣布人民幣單日匯率交易價浮動幅度由3%。擴大至5%。后，汪瓊感覺到，升值的幅度可能會加快，而她的報價“感覺”，也醞釀作出相應的調整。
在呂強的公司里，每天向他匯報人民幣匯率數據，是財務人員每天必須做的工作。“每天都在看水單的話，基本上可以發現這個升值規律的，我覺得接下去人民幣很快可以碰到7.6了。”5月15日，呂強憑“經驗”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預測。
在對出口企業采訪中，人民幣首日大幅升值被認為是對外貿業務的一次性沖擊，被采訪對象表示，只要有規律的升值，都不會影響出口業務造成影響。而首次升值，已經成為他們永遠的痛。
回憶起首次升值，呂強覺得很冤枉。“當時，銀行已經提前建議我做遠期外匯交易鎖定風險。但我那時候敏感性不夠，全家去土耳其玩了。”呂強說，“回來第二天就升值了，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一下子損失了近200萬元人民幣。”
商品結構大調整
不過，在出口高速增長的背后，浙江的出口商品結構也經歷了大幅調整，主要表現為：低價勞動力優勢向高科技產品轉移，高科技產品出口主要以外資企業為主，紡織品服裝在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如初級產品多，深加工、高附加值產品少的絲綢出口額，比2005年同期下降25.2%。
以杭州市為例，2006年，全市高科技產品出口64.9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出口60.9億美元，同比增長88%，占高科技產品出口額的93.8%。紡織品服裝，雖然是杭州市主要的傳統出口商品，2006年，出口46.6億美元，同比僅僅增長23.3%，低于全市平均出口增幅20.1個百分點，占全市出口總額的23.3%，低于同期4個百分點。紡織品服裝在全市出口中的比重繼續呈下降趨勢。
“相對來說，我們政府部門對一些機電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行鼓勵政策。”杭州市外經貿局外資處處長郭秋鳴表示，“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增幅以及出口份額都占據很大的比重，占60%以上的出口份額。我們分析認為，外商投資企業，比如出口38億美元排名全市第一的摩托羅拉公司，他們依靠在國際市場上龐大的渠道優勢，借助國內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獲取大量的加工型定單，勞動力優勢轉移到這些產品上面去了。”
杭州外經貿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機電和高科技產品比例增幅明顯。在2006年的出口產品中，工業制成品占出口額的97.6%，增長了44.7%。其中，機電產品占53.4%，同比增長60.3%；高科技產品占32.5%，同比增長87.9%。值得注意的是，在200億的出口額中，加工貿易為8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44.5%，同比大幅增長61.3%。
相比之下，傳統的低檔紡織品出口顯得相當艱難。“2005年我的業務量在220萬美元左右，但2006一下子跌到130萬美元。”杭州蕭山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外銷員汪瓊對自己的定單萎縮毫不諱言，“但一些技術含量或者附加值高的紡織產品，并沒有受到影響，因為這些產品本身競爭力強，而且價格提高一兩個美元，客戶也能夠接受。”
不過，政府對低檔紡織品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大，也是導致其出口艱難的一大原因。汪瓊介紹，早在2001年，只要是蕭山的紡織企業，每出口1美元，當地政府就給出口企業3分-5分人民幣的補貼。“這對于跑量的出口企業來說，已經不得了了，1000萬美元的出口額，不包括退稅，光政府補貼就有30-50萬元人民幣左右。”汪瓊說，“所以，在以前，很多低端的紡織品出口企業，他們對外報價時幾乎不加任何利潤，就靠退稅和政府補貼過日子。”
據悉，人民幣升值后，在蕭山和紹興地區，此前，靠出口低檔面料和大眾紡織品的外銷員，不同程度面臨生存壓力，一些專門出口低檔面料的工廠也因此關閉。“那個時候，我們做出口代理的外銷員，就專門幫一些沒有進出口權工廠代理出口，靠拿補貼和退稅賺錢。現在不行了，做代理的人已經沒有出路了。”汪瓊透露。
記者獲悉，伴隨著出口增長和商品結構的不斷調整，地方政府在出口導向上更傾向與外貿收支平衡。郭秋鳴透露，目前，地方政府更注重企業進出口平衡的考核，在鼓勵出口的同時，也將進口量作為重要指標同時考核。
出口高速增長
兩年來，人民幣持續“爬行式”的升值，并沒有成為企業出口額繼續增長的障礙。據統計，2006年，浙江省外貿繼續保持近年來的強勁增長勢頭，主要貿易指標均創新高，出口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09億美元，增長31.4%，外貿總額居全國第四位。 其中，杭州地區的出口額占據了三分之一。杭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杭州市自營進出口總額309.9億美元，同比增長42.3%。其中，出口199.9億美元，同比增長43.4%，進口109.9億美元，同比增長40.4%。
“相比當時人民幣不到10%的升值，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出口形勢依然很不錯。”杭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局外資管理處處長郭秋鳴說。
郭秋鳴告訴記者，在2006年杭州市所有企業的出口額中，84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占據了60%以上的份額，且已經連續四五年占很大的比例。其中，杭州摩托羅拉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和東芝信息機器(杭州)有限公司兩家企業共達51億美元的出口額，占了全市四分之一的出口比例。
在杭州市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的306家企業中，記者發現，僅有63家企業出口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均不算明顯，且基本以紡織企業居多。
從被調查企業情況看，出口形勢也非常不錯。杭州杰瑪箱包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中檔箱包的民營企業，也是在內地箱包行業中除了臺資企業外，唯一在國際市場注冊商標的公司。公司總經理呂強告訴記者，2005年，公司出口額為760萬美元，2006年，出口額為1020萬美元，今年的出口定單卻忙不過來，預計可以達到1300萬美元。
“現在的定單已經排到9月份交貨，并不是我的生產跟不上，而是配件工廠只能在4個月后才能交貨，這說明，別的工廠的生意也照樣很好。所以，我估計，今年箱包的出口形勢非常好。”呂強分析說。
雖然，數據顯示，紡織品出口比重出現了一定程度下降，但一些服裝出口企業的增長幅度依然不錯。寧波地區一家專門從事針織服裝出口，年出口額為2000萬美元的服裝公司負責人林先生向記者透露，今年，該公司出口額增長幅度有望高達30%-50%，主要增幅將集中在歐美市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2005下半年人民幣開始升值，該公司2006年的出口增幅仍在30%以上。“總的看來，人民幣升值對我們的產品沒有任何影響，只要在報價時，對人民幣匯率有充分的預估就可以規避風險了。”林先生說。
小商品人民幣結算不受影響
在浙江，小商品出口占據了較大的份額。數據顯示，連續16次蟬聯中國專業市場榜首的中國小商品城，2006年實現總成交額315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貿出口占總成交額的60%強，約25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義烏小商品的出口，采用了是國內獨一無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代理出口方式。為此，只要全球市場對中國產小商品的需求沒有變化，無論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都不會影響其出口量。
“升值對我們來說沒有什么影響，因為我們是做代理出口而不是做買斷式貿易的。”中國小商品城貿易有限公司進出口四部經理任洪斌解釋說。
國外客戶到義烏小商品市場看貨，往往會一次性訂購幾個集裝箱的貨物。國外客戶在當地外貿代理商的陪同下，看完市場中的貨之后，按照物品歸類由當地外貿公司幫助裝滿集裝箱后出口，而代理的外貿公司業務人員只是從中收取傭金，價格也是按照談好的人民幣報給國外客戶，待外匯進賬時，按照銀行當日的外匯牌價結算。如果人民幣升值，不足部分則仍需要客人承擔。
他還向記者展示了電腦中的出貨和匯款明細。“2007年第一張單子，裝船期2007年1月12日，發出一個40尺的集裝箱，整個費用80萬人民幣，1月15日收到3萬美元，那天匯率是7.79，就是按照當天匯率結算成人民幣23.37萬元。”任洪斌介紹說。
據悉，在浙江義烏，像任洪斌一樣從事這種代理出口的外銷人員有上萬人，而他的出口量每年穩定在每年400個左右集裝箱。“即使有變化，也不是因為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對方的原因，比如他們的海關政策變化等等。”任洪斌說。
解讀升值指揮棒下的出口
在采訪過程中，面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影響幾何？”這個問題，記者感觸最深的，一是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并非出口勢頭保持旺盛的主要因素，產業體系配套是中國紡織業乃至整個“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所在；二是企業應盡快建立外匯避險機制。
低價勞動力并非主因
對于出口增長的原因，一些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內地勞動力價格低是保持增長勢頭旺盛的主要原因。不過，企業家們自己也在不斷的尋求答案。
一些企業家認為，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出發，國外客人在中國尋找的不是“低價位”，關鍵在于尋找合適的供應商。“價格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但只是一個次要的話題。所以說，兩年下來，沒有影響到我們的出口量。我認為，這種情況能夠持續下去，這不在于人民幣升值，而在于我們的產業體系已經相當完善和配套了。”杭州杰瑪箱包有限公司總經理呂強坦言。
那么，如何理解產業體系完善呢？有數據顯示，在中國大陸，產成品或者半成品運到銷售目的地的平均運輸過程為500公里，而在日本，這個數字是90公里。勞動力價格方面，在孟加拉國和緬甸，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約為10美元的月薪水。然而，為何許多低檔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無法轉移到這些國家去？對此，從事12年外貿的呂強有著獨到的見解。
“關鍵不在于勞動力價格。比如說，我在中國投資一家箱包企業，成本可能在100萬美元，但是，我在越南投資一家箱包企業，可能需要200萬美元的成本。為什么呢？因為在越南，周邊沒有配套的原材料工廠，需要通過進口原材料來解決。所以，越南的箱包工廠倉庫里需要囤積大量的原材料，而中國的材料配套工廠，可能離開我這個成品生產工廠只有10公里，遠一點500公里路，不需要通過海關，費用就大大降低。”呂強分析說，“再比如，在我們下沙開發區，自從日本松下電器進來后，它所有的配套企業全部一起進駐下沙工業區，一個企業將整個產業鏈帶進來，產業體系相當配套，導致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由此產生了價格優勢。”
長期從事外貿業務的人士認為，產業體系配套正是中國服裝紡織品的競爭力所在，而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對增加出口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呂強進一步補充道：“產業體系配套的優點在于，在整個產業體系中的一些配套產品，我們可以就近解決，節省了我的流動資金，我的相應成本會比較低。”
企業應建立避險機制
有關專家表示，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預期收益下降，還會使出口企業貨幣結算成本上升，導致價格優勢的喪失，對出口企業造成不利影響。但從近兩年的實際貿易額看，我國的對外貿易額仍然繼續保持順差。這表明只要出口企業能以市場為導向，運用科學的財務管理，這個匯率上的問題企業是完全可以解決的，而浙江省外貿企業的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從長遠看，企業應盡快建立外匯避險手段。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岳咬興教授，在國際貿易政策及其應對策略方面，以及對于人民幣匯改后時代，國內相關產業的狀況有比較全面的研究。岳咬興指出，從成本上來說，傳統輕工產品如紡織品服裝、皮革毛皮制品等商品的低端，由于原本毛利率就不高，因此，出口增速出現下滑將是一個趨勢，但這些產品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出口仍然不會有太大影響，而這一點在浙江的機電、IT產品等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上也已經有所反映。
“實際上，人民幣持續緩慢升值對出口企業是一個考驗，并會給企業帶來類似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隨著人民幣升值幅度的擴大，能夠及時實現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的企業，會經得住這種考驗并獲得生存與發展。”岳咬興說，而另外一些企業，如果不能成功實現轉型，則在人民幣數年持續緩慢升值中，利潤不斷受到擠壓，最終，將在貿易競爭中被淘汰。這不僅讓更多外貿出口企業適應貨幣匯率波動下的競爭，也為出口企業今后占領國際市場帶來了新的機遇，出口企業能以市場為導向，運用科學的財務管理，這個匯率上的問題企業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在具體的措施上，岳咬興建議，外貿企業應當盡快建立遠期結匯等業務，這不僅可規避匯率風險，滿足企業中長期的外貿貨幣結算需求。此外，類似義烏小商品城在實際業務中采取的“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做法，可以看做是一種比較合理的出口商品“保值條款”，盡管這種實際貿易結算方式可能比較難以推廣，但仍然值得借鑒。
專家表示，在出口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一些出口和產業政策加以引導。實際上，去年以來政府連續調整出口退稅稅率的做法，就是一種政策導向。（李中秋 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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