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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受命到中國駐哈薩克斯坦阿拉木的大使館工作,來到這個與祖國西北邊陲接壤,對我來說還帶著一層神秘面紗的中亞大城市。
阿拉木圖位于哈薩克斯坦東南部、天山北麓外阿萊山(中國稱外伊犁山)腳下的丘陵地帶,以盛產蘋果著稱,“阿拉木圖”在哈薩克語中的意思是蘋果城。這個城市歷史悠久,古代中國通往中亞的絲綢之路就經過這里。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后,它成為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被天山山脈三面環繞,阿萊山脈雪頂高聳入云,山頂積雪四季不化,成為城市宏偉壯觀的天然屏障,形成一個冬暖夏涼的小氣候區。市區布局有些像北京,大街小巷橫平豎直,若是在夏季,滿目蒼翠,寬闊平坦的林蔭道四通八達,還有雪山流淌穿越城市形成的溪流和噴泉,一年四季空氣清新,沁人心脾,不愧是中亞地區最美的一座城市。
在市中心潘菲洛夫近衛軍28勇士紀念公園的北門是果戈理大街,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文化部設在臨街一幢古樸典雅的歐式樓房里。我到任的第一個星期,就登門拜會文化部外事局局長依普拉基莫娃?塔瑪拉,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婦女,舉手投足落落大方,講一口純正的俄語。我的俄語也不錯,還是莫斯科標準口音。語言的力量很神奇,在說上幾句問候和自我介紹的話后,就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她聽說我來自北京,來自中國文化部,第一句話就說,您是我的同行,來自偉大的中國,我有一種預感,我們會合作得很愉快;如果您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難,盡管找我,我會盡全力幫助您(在俄語習慣中對第一次見面或不大熟悉的人稱“您”)。沒說幾句話就能感到,她對中國很友好,還是位十分干練的人,沒有多余話,沒有客套,說話直奔主題。給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官員,使人感到親切,話語中傳遞的是純潔的情感。“我在文化部工作多年,上上下下都熟悉,您想認識誰我都可以幫您引薦。”她的這個態度對我初來乍到的人有種親切感,而且對我太重要了,因為能在最短的時間認識更多的人,對開展外交工作將會十分便利。從此,塔瑪拉就成為我交往最早、最多、最深的人。后來在她的安排下,我很快認識了部長、副部長、幾個主要專業管理局的局長,以及直屬文化部單位的領導,就連哈國一些很有名望的藝術家、音樂家、博物館專家也認識了一大批,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該國國家歌舞團的團長格力戈理,便是我在哈國工作時,通過塔瑪拉結交的一位好朋友。他為人厚道、熱情,對我這個塔瑪拉的朋友更是一見如故,親切有加。一次他邀請我去觀看他們團新排練的節目。因為很快就要到中國去巡演了,他希望我幫助把把關,于是我就應邀去看了這場專門為訪華巡演打造的歌舞演出。應該說,節目總體水平還是不錯的,可以從整場節目中感受到歌舞團希望傳遞的對中國的友好感情。但是其中有個節目《鼓舞》,卻讓人感到怪怪的:演員身著朝鮮族服裝,但腰間挎的卻是我國西北地區的腰鼓,這說明他們對中國這個擁有56個不同民族的國度里,漢族腰鼓和鮮族長鼓的區別不了解;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每個男演員都戴著一個瓜皮帽,系著一條長辮子。看完節目后,格力戈理征求我的看法。我問,“你們演的是中國哪個朝代的鼓舞?”,他說,“就是現代的”。我對他半開玩笑地說,“你看我留辮子嗎?”,他滿臉狐疑地問,“那什麼時候帶辮子?”。我于是向他解釋道,“中國男人只有在清代時留辮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后辮子也都革掉了”。他恍然大悟,連連道歉。隨后,他們按照我提供的劇照,將男演員的服裝重新趕制出來。在他們訪華巡演的一個多月里,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
說話間到了五月份,阿拉木圖已經披上了絢麗多彩的外衣,五顏六色盛開的鮮花和茵茵綠草、蒼翠松柏把城市裝點得格外美麗動人。一天,大使和政務參贊找我談工作。“國內來通知,今年7月份江主席要來訪問,海嘉你考慮一下,在江主席率代表團來前是否能營造些氣氛?”陳棣大使和王開文參贊一直對我寄托著很大的希望,“需要什么條件你就盡管提出來,我們全力支持你。”有了他們的話,我立即著手清點地下庫房中的“寶”。累出一身臭汗,找出一批還未開箱的工藝品,寶貝還真不少,有瓷器、漆雕、木雕、貝雕、石雕、景泰藍和牙雕等十幾個品種,近兩百件展品;我把使館宴會廳頗具中國特色的折疊屏風、近兩米高的一對青花瓷瓶和織有天壇圖案的掛毯,以及大使辦公室搜刮來的大幅雙面蘇繡都收入囊中;為了展示中國文化,我特意用書法寫了一首詩《絲路頌》:天山白雪映緋霞,勁草翠葉爭春發;駝徑千古變通途,絲路側畔開新花。我請陳大使也寫了首詩《賀中哈文化交流》:伊利河水系人心,文化交流傳友情;天山松柏青常在,兩國友誼深萬代。在國內學過裱字畫的技術也派上用場,把大使的詩用綾子裱裝,就用它做展覽前言;再加上十幾套制作精良的大型圖片有三、四百幅,我的《中國文化展》雛形就出來了。
找到塔瑪拉,說明來意,她一邊為我沏咖啡一邊興奮地對我說,這是哈中兩國間的一件大事,很有意義,我第一次見你時說的話現在就應驗了,我來幫你聯系展覽場地(這時她已經開始用“你”稱呼,說明我們之間的關系已經比較密切,更加親切)。一個電話打到國家博物館,幫我約好與館長見面的時間。國家博物館在市中心廣場對面,十幾分鐘后我已驅車趕到。館長鳩謝賓諾娃帶著副館長和助手如迎貴賓般把我請進辦公室。“塔瑪拉是我的好朋友,您是她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能和中國大使館共同舉辦展覽是我和同事們的最大榮幸,您不必擔心,一切都會非常順利。”她把展覽安排在大廳和一樓、二樓,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展覽面積。為了趕時間,她動員了包括文化部長夫人在內的十幾位專家和工作人員,周末不休息,終于在6月14日展覽一切就緒。總統府離博物館只有幾分鐘的車程,我們舉辦展覽的事驚動了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總統府來電話說,總統要過來看展覽,請通知使館和大使。反應如此迅速,讓我們始料不及。塔瑪拉帶著文化部長急忙趕過來。陳棣大使的車和總統車隊幾乎同時來到博物館,在大使的陪同下,總統饒有興致,仔細地參觀了展覽。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對《中國文化展》表達了高度關切,他對大使和聞風趕來的記者們說,展覽會是發展兩個鄰國友好關系的文化橋梁,展品雖然少了些,但現在舉辦展覽意義重大,哈中兩國是友好鄰邦,中國領導人江澤民主席即將訪哈,我熱切期待江主席來訪,準備邀請他到這里參觀,希望他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7月6日,兩國領導人再次步入展廳,此是后話。文化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別說是對大使,對我這個文化官員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辦完展覽大使問到我,要給博物館付多少錢,我說人家只要一百美元,是對加班人員的補貼。一百美元辦了一場兩國元首出席參觀的展覽,現在說給誰也不會相信。但是我心里清楚,塔瑪拉在其中發揮了鮮為人知的重要作用。為了慶祝我們之間的第一次合作,塔瑪拉和她的助手特意在我《絲路頌》的詩前與我合影留念。我們之間的情感日益加深,不但稱呼“你”,還直接稱呼對方的名字,如果幾日沒見面總要打個電話傳遞問候。
這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幾場大雪過后,阿拉木圖已被厚厚的積雪包裹得嚴嚴實實。樹枝被積雪壓彎,不時有斷枝連著雪塊墜落到地面。室外溫度到達零下三十幾度,即使穿著厚厚的羽絨大衣,也會感到寒氣逼人。由于蘇聯解體帶來的影響,哈薩克斯坦國民經濟遭到了破壞性沖擊。經濟發展停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業率上升、社會保障無力,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不僅阻礙著綜合國力的發展,也嚴重威脅著新生獨立國家的主權鞏固與社會安定,年輕的共和國剛剛邁開獨立的步伐,迎接著寒冬的考驗。那時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每月的工資只有幾十美元。不時傳來有人病倒的消息。我那時寫了一首詩《觀雪》:天低云黑(he)風驟然,鵝羽漫卷地如氈;故園墻內萬家暖,他鄉窗外千戶寒。那幾年哈國政府人員調動頻繁,在政府部門實行一種從未聽說過的“干部聘任制度”:每年年底從上到下各級干部先要“自動辭職”,然后再由新的領導“重新聘用”,在“重新聘用”的過程中淘汰不稱職的干部。到了年底使館的事情很多,有段時間沒和塔瑪拉聯系。再打電話被告知她生病在家里休息。我把電話打到家里,聽她說話有氣無力,告訴我是重感冒,還在發燒。我問她是否吃過藥,才知道醫院根本沒有藥,大街小巷的藥房也都“斷頓”了,無法買到需要的藥品。我向大使匯報了情況,立即開車回家取藥(那可是我愛人在出國前為我準備的“戰備藥”),在商店購買牛肉、水果、蔬菜和新鮮牛奶,小心翼翼駛過冰凍的大街小巷來到她家。當她打開門看到我拎著大包小包的食物、藥品時,淚水在她蒼白、憔悴的面頰流淌。她神情抑郁十分傷心,緊緊地拉著我的手,欲言又止只顧落淚。待她稍稍平靜,我才了解到,她在年底“自動辭職”后一直沒有“重新聘用”的消息;我也第一次從她嘴里知道,丈夫與她離異多年,她一個人含辛茹苦把孩子養大正在讀大學;原本不多的工資在“自動辭職”期被停發,家里幾近“斷頓”。按中醫的說法這叫“急火攻心”,再感外寒,沒有不發燒的。讓她服藥后我對她說,中國有個先哲名叫老子,他的哲學思想認為: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附,比喻壞事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可以互相轉變;就像你現在生病是件壞事,但通過生病你可以獲得更強的免疫能力……。我們談論了許久,能夠感到她被疾病和心病折磨的心緒在恢復,臉上浮出往日的笑容,還跟我開起玩笑“海嘉,真沒想到,你原來還是個哲學家”。臨走時我把身上的錢都留給了她。“海嘉,我的年紀比你大,我想認你做弟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從此,我們就姐弟相稱,我也有了個哈薩克斯坦的姐姐。過了一段時間我接到她的電話,“我的好兄弟,你的哲學預言應驗了,我現在又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我要再次感謝你,幫助姐姐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跨越國界的姐弟情誼日益加深,極大地促進了兩國文化交流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