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人的雙11：備100萬元搶貨 預計索賠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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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倉庫里，王海展示購買的網上假貨(視頻截圖)
雙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銷的鼓聲愈來愈密，直到8點多，王海的兩個手機還在輪流響起，他給下屬布置了100萬元的搶購任務，一天了，才花出去一萬多。
如今，他已不僅僅是職業打假人，還是好幾家公司的老板。接受采訪時他剛剛下班，餓了順手拿起桌上的棗夾核桃塞入口中——這棗夾核桃也是買來檢測的。“可能是二氧化硫超標吧，”他無所謂地說，“有時候你沒辦法避免這些。”
這是他打假的第21年。1995年，他買了兩副索尼耳機，意識到可能是假貨，便又買了10副，并依據《消法》提出了雙倍賠償，被稱為中國打假第一人。二十多年來，從實體店到網絡平臺，他隱藏在墨鏡之后，行走在“打假”與“商人”之間的平衡木上，在爭議之中成就著自己的事業。
注冊多個ID“備戰”雙十一
箱子從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大部分是酒，還有若干保健品。價值三十來萬，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辦公室里，等待檢驗。
這只是一部分，據王海介紹，為了“備戰”雙十一，他們在北京、天津、西安三個城市的十幾個收貨點，分批購買了大約價值60萬的白酒。
這個雙十一，他將主要目標鎖定肉類、保健品和服裝等，預計索賠1000萬。
戰役從兩個多月前起就開始了。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單，王海不得不注冊了多個ID，在不同的地方收貨。即便如此，他還是屢被商家發現。10月2日購買的一批1萬多元的服裝，下單之后，商家提示，已經沒貨了。但同天幾乎同時，王海團隊的另一個賬號購買的同一批貨卻順利發貨了。
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這種情況。自從開始在電商平臺上打假以來，他已經有三十多個賬號被列入了黑名單，其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說，你的ID已經被列入了黑名單，因此不能發貨。
有的，甚至快遞都已經送到樓下，而被商家緊急召回。王海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今年八九月的時候，他們盯上了一款保健產品，花9萬多元買了一批，快遞送到樓下，沒等接收就折返了，并告訴王海，說是廠家召回，再問廠家，廠家說，是快遞把我們的貨物給弄壞了。
為了能順利完成雙十一的行動，王海從9月起，就出動了七人戰隊，開始挑選“重點打擊對象”。打擊的主要目標，就是銷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產品。
小組中四人負責找項目。先小批量買一些目標貨物，拿回來自己測試，試紙也是從網上買的，測試出的確有問題的，則送到實驗室去再次檢測。
兩個多月來，他們從100多種產品中重點揪出了十幾種。
“這個工作的難度其實并不大，”王海說，“有問題的太多了，閉著眼都能找到。”
如果兩個不同的實驗室檢測結果都有問題，剩下來的事，就要交給采購人員。三位采購人員用不同的賬號大量購買這十幾種產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攢夠一定數量再統一運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0日，王海又撥出100萬元給采購組，準備晚上雙十一再搶購一波。購物車已經填滿，就等午夜的到來。
從實體店到互聯網
11日下午3點多，搶購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他的100萬采購金，才花出去16萬。相比較他花錢花得艱難，電商們在這場狂歡中，幾乎是順勢就賺得缽滿盆盈。三個多小時后，阿里發出通告：“交易總額突破千億，其中無線成交額占比82.42%。”
王海用手機展示在西安倉庫里的假貨(視頻截圖)
互聯網經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也改變了他的打假生態。
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電商兩支隊伍，隨著微商的發展，到了今年，他又組建了微商打假隊，所打擊的假冒偽劣涉嫌欺詐的案例，一半來自于互聯網。
但相對于實體店，電商打假更有難度。實體店的虛假宣傳主要是產品廣告、說明書和外包裝標注等，證據容易獲取，也容易保存，電商的虛假宣傳除了說明書和外包裝標注外，還經常出現于互聯網平臺上，如果沒有及時通過截屏等手段保留證據，網站修改內容后就很難搜集證據。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告訴北青報記者，電商通過互聯網遠程、虛擬交易，無法像傳統交易那樣眼見、耳聞、手觸，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產品的存在，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過銀行轉賬支付和快遞商品，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沒有實質接觸，因此電商出現虛假宣傳和假貨的幾率相對更大。
正因為這些問題，很多職業打假者并不愿意在電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因為取證與訴訟都比較麻煩。
“你看這些微商，就跟游擊戰一樣，連人在哪都不知道。”王海打開微信，展示著一家微商的公號。他告訴北青報記者，不少出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賣東西，這比在淘寶、京東等平臺上維權更困難。成立微商打假隊以來，他們接了兩三起微商打假的項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終。
“但互聯網購物是一種趨勢。”王海說。從鎖定目標起，他們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證據保全，包括網頁截屏、購物實時錄像。對于涉嫌價格欺詐的目標，還要階段性記錄商品價格，同時，還要把取證的材料送到公證機構做公證，把購買的物品送到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作為中間方，電商平臺負有審查義務和事后補救的義務，如果購買的商品確實存在質量問題，應積極協助維權。”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岳屾山解釋道，“消費者如果發現商品問題，可以要求平臺提供商戶的信息，如果提供不出來，則可以向平臺來主張權利。”
阿里巴巴公關部的相關員工稱，他們一直在跟假貨和虛假信息作斗爭，并利用大數據進行打假。
“我們會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假貨作斗爭，我們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進來幫助我們打假，至于王海怎么做，那是他的個人自由，”對于王海這種職業打假人，阿里公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我們對他沒有什么態度，我們堅持努力做好我們自己。”
是正義，也是一門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著12點“一鍵下單購物車”的普通消費者不一樣，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這項100萬的購物“專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對于食品安全的規定——“消費者購買了生產者生產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可以獲得10倍賠償金；食品銷售者即經銷商，銷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才承擔賠償損失，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逐利”，這是很多商家對他下的定論。盡管職業打假人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對這個群體的爭議一直存在著，有人稱他們為“市場清道夫”，有的卻指責他們為索賠而索賠。“他們說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費者，”王海好氣又好笑，“我買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費者嗎？”
他并不掩飾對于利用索賠來賺錢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評價。“打假這件事情，本身就能實現正義。跟動機無關。”王海說，“我做這個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組打假隊伍，近三十人，每個月，他要為此而支付30多萬元的工資。這并不是一筆小數目，但依靠打假索賠，這個團隊已經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王海告訴北青報記者，今年到現在，他因打假而獲得的賠償已經有五六百萬元。
“除去做檢測之類的成本，利潤很小的。跟做騙子的獲利不在一個層面。”王海強調。公司主營三種業務，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第三種，是他生意的重頭，曾經，一家知名凈水機品牌慕名而來，付給他50萬元，拜托他打擊假冒產品。
相對于普通消費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卻更多持支持態度。在他們看來，職業打假人一般具有專業的辨假能力和維權法律知識，索賠成功的幾率也會大很多。職業打假對凈化市場和消費者利益保護都具有積極作用。
“如果商家沒有假貨，你緊張什么？如果你有假貨，或者對自己經營的商品不自信，那就應該趕緊采取措施解決假貨問題，而不是一味地糾結該誰管不該誰管。”陳音江說，“客觀上，如果沒有職業打假人，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也很難起到真正的懲罰作用。”
王海購買的假貨
從單打獨斗到團隊作戰
“打假是個技術活兒，不能靠經驗。”望著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說。
經過兩個多月的行動，已經有保健品、酒和海產品三個項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團隊里的4個律師時刻待命，只等待檢測結果出來，就能進行下一步。
相較于十幾年前的單打獨斗，如今的王海不論是在人員力量上還是在質檢維權的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語。他辦了一個熱線，每天都能接到好幾個爆料電話，這批出了問題的酒，也是這樣“撞進”了他們的視線中。
還是在今年夏秋之際，有一天，王海收到一段視頻，視頻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個沒有生產許可證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兌酒來冒充糧食酒。
看完視頻，王海馬上安排人取證，證實了這段視頻的真實性之后，他從這位經銷商手里買進大批白酒，送檢。據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兌酒來冒充糧食酒之外，這次的“戰利品”里，還有添加塑化劑的。
“不過依靠爆料還比較少，更多的是自己的團隊找出來的。”王海說。在他的團隊里，每個人都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比方說我要打肉類產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做過肉類生產的，要么就是做過檢驗的，總之，肯定對這個領域非常了解。”
隨著他打假的名聲越來越大，很多其他熱心打假的人士也會將爆料提供給他。“畢竟他在法律這方面比較懂。”
北京人李承順(化名)也是一名熱心打假的人士。2005年，李承順在洗澡時，洗澡間正好有臺洗衣機在洗衣服，他吸入了洗衣液揮發出來的化學物質，當即窒息。
恰巧王海也關注了這個洗衣液品牌，只不過當時他關注的點是，其中的化學成分是否致癌。受到傷害的李承順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之后聯系了王海，告訴他，這種化學成分并不致癌，你們的研究方向錯了。
兩個立志打假的人就這樣隔空成為戰友。李承順英文好，對電器了解深，這些年，幫王海找出了十多個問題產品。
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風順。
幾年前，他們盯上過一種果脯，“在江蘇找了好多家機構檢測，都檢測出了甜蜜素，但拿到北京檢測，就是什么都檢測不出來。”王海說。為了保險起見，他們放棄了這個案子。
在全國，他們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鑒定機構，每年花在檢測上的費用就有二三十萬元。這不僅因為他們送檢物品數量巨大，為了避免檢測方造假，只有在確保兩家以上鑒定機構都檢測出有問題，他們才會進行下一步行動。
但這仍然免不了官司纏身。2014年9月，王海團隊買了一種宣稱是用冬蟲夏草為原料的保健品，送檢之后，發現并沒有蟲草素。在整理了所有的證據之后，王海提起了訴訟，但被對方反訴為侵犯名譽權，向他索賠500萬。
原以為證據在握的王海，一審敗訴了。王海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
法律收緊職業打假行為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為了錢。”談起即將開庭的這樁官司，王海說，“這東西我們買了5萬多，假一賠三，就算贏了也就15萬。但我們投入的人力和財力可不少。”
打假二十多年后，他更精明，也更加平和。
作為打假第一人，他買到的假貨屈指可數。買東西前，他都會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個底朝天。“先了解主體信息，什么人賣的；再了解他所介紹的產品功效有沒有科學依據；再看成本和售價。”有報道稱，他上街買個包子，都要拍下來人家面粉顏色正不正。
早年的時候，他還跟成都的藥監局掐起來過，這些年，他越來越樂于跟政府部門合作。在深圳打假的時候，帶了八九十個人，跟在警察后面去一個制假村。沒起沖突，對方看他這陣勢，沒等進村就跑了。
雖然力量與聲勢壯大，但他仍然很謹慎。他從未在媒體前摘掉墨鏡。二十多年來，形象一直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講，這叫“風險管理”。
揪出制假者，這是讓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刻。但這樣的成就感還能維持多久，還是個未知數。
今年8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征求意見，其中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但是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
在很多職業打假人看來，此條條例意味著法律對于職業打假行為的收緊。
“不能說因為他們是職業打假人，他們的打假行為中摻雜自己的利益，維權就得不到保護，否則企業便可以因此逃避責任。”律師岳屾山說，“維權的最終結果，是要企業為商品質量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