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技工作開放改革的開啟

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我國科技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撥亂反正，也是我國科技工作開放和改革的一個重要契機和起點。

早在?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我國科技界就抓住我國外交工作轉向的機遇，向歐美科技先進國家派出代表團訪問，打開了我國與西方國家科技交流的大門。1976?年底，中科院還開始向西德派遣了個別留學生。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為了提高我們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我們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绻娴牟环智嗉t皂白，一概拒絕向外國學習，其結果，就只能使中國永遠處于落后地位，哪里還談得上社會主義現代化？”^[3]

全國科學大會結束不久，經黨中央批準楊樂、張廣厚于?1978?年?4月4日赴瑞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順訪英國，成為“文革”后我國科學家首次以個人身份赴西方參加學術活動。向西方科技先進國家派遣留學生也迅速加大規模。在中科院?1978?年招收的?1?000?余名研究生中，130?余人在入學不久經過外語培訓后出國留學。與此同時，科技系統和教育系統還選派了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赴歐美留學。這樣就開啟了?20?世紀末的中國留學大潮，使中國科技逐步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

科技工作的撥亂反正也推動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啟動。1977?年?7月，中科院黨組決定院屬各單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這一措施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逐步扭轉了反右運動之后全院長期存在的“外行領導內行”局面。在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方毅、李昌等同志認真調研了全院各單位科技骨干的情況，逐步讓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走上了各研究所的領導崗位。

為了更好地發揮科學家的作用，他們還積極謀劃和推薦科學家出任院級領導。1978?年?3月，中央任命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實、嚴濟慈、華羅庚和錢三強等人為中科院副院長。其中，周培源、童第周、嚴濟慈、華羅庚和錢三強都是我國著名科學家。不久之后，錢三強還成為院黨組成員。這是?1950?年任命吳有訓擔任副院長之后，28?年來中科院再次任命科學家副院長，意義重大。1978?年?6月郭沫若院長去世后，方毅同志向中央堅辭院長職務，雖經中央領導勸說就任了院長，但他和李昌堅持認為中科院必須實現由行政領導轉變為科學專家學術領導為主的體制。在他們的領導下，中科院恢復了學部，選舉了新的學部委員（院士），并于?1981?年建立了以優秀科學家為領導核心的新體制，推舉化學家盧嘉錫出任院長，實現了中科院領導體制的歷史性轉變。幾乎與此同時，全國各主要科研機構和重點高校，也逐步實現了由專家出任主要領導的轉變。至此，我國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秩序基本完成，并實現了向新體制的過渡。

從籌備全國科學大會期間，黨中央一再明確提出“科技工作要走在經濟建設的前面”，到鄧小平在科學大會開幕詞中闡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也為20世紀80年代面向經濟建設的科技體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隨著?1981?年黨中央提出了“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科技發展方針，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走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總而言之，全國科學大會為我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撥正了方向，是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一次歷史性轉折。同時，科技事業的撥亂反正和開放改革，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左”的錯誤和確立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開啟了先路。(作者：王揚宗 中國科學院大會 人文學院 《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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