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春天”改變中國知識分子命運

《院刊》：您講到小平同志的講話是說到了知識分子的心里，當時知識分子尤其是科技界的狀況是怎樣的？此次科學大會之后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

徐匡迪：可以說科學大會以后全國知識分子、科技界精神上是非常振奮的，因為科學大會以前，知識分子只能是虛心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和被改造的對象，不能說精神上完全是被壓抑，但至少是主觀能動的事情比較少。雖然也有一些，比如“兩彈一星”任務，但這些都是指令性的任務，參加了這個工作的人可以不受批斗去做一段工作，但做一段回來還得回去繼續被改造。現在的政策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家覺得很正常，但在那個時候可是森嚴得很，你是工人階級還是不是工人階級，你是貧下中農還是中農、富農？都是不得了的事。

比如我們當時搞材料研究，在實驗室小爐子做是沒用的，必須在大生產里總結經驗。而在工廠都得“三結合”——革命干部、工人和知識分子三結合，而且三結合組里面工人是組長，革命干部是把舵的，知識分子的意見是僅供參考的。那個時候上海有科技情報所，去那查外國資料還要開證明，而且我們白天得勞動，晚上才能去查資料。當時全國科研人員的情況大體都是如此：社會不重視，科技人員沒有太多開展研究的主觀能動性，研究能力和條件也都受到很多限制。

我是1959?年從北京鋼鐵學院（現“北京科技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到1978?年已經工作了近?20?年，還是個助教，沒有升過職稱，當時也不評職稱。因此，我去參加科學大會前是完全不知道情況的。當時的社會氣氛還是“文革”時候的“知識分子必須要脫胎換骨地改造”，而且我在“文革”期間還被下放到安徽鳳陽的上海高校五七干校勞動了兩年多。當時的感覺是高等學校大概是不會再辦下去了，那么就面臨要找個什么地方去工作，找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因為當時我已經成家，有兩個小孩，要養家。總之當時整個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是很動蕩、很混亂的，到底學的東西還有沒有用？到底知識分子還能不能為國家發揮作用？

全國科學大會以后，所有科技工作都得以逐漸恢復：過去封起來的實驗室都開放了，全國各個地方、社會各界也都逐漸開始重視科技，科研經費也都有所提高，也開始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科技發展的社會環境改變，使整個知識界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大家也開始積極投入、努力工作，爭取把失去的時間再搶回來。

我也是知識分子家庭，父母親都是知識分子。1982年我被公派到英國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London）做訪問學者，去之前我去杭州看望父母，他們都已經退休，我父親就非常鄭重地跟我說：“你是因為有了鄧小平這個大恩人才能夠派你出去，不然我們知識分子家庭社會關系又復雜，不會派你出去，所以你不要忘了這件事情”。最后又說：“要給小平同志爭氣，要學好回來！”當時很多老知識分子，像我的父母親一樣，都還是一種傳統的知恩圖報的思想，他們講得很通俗，就是“小平同志是我們全家的大救星”。

像我一樣的中國千百萬知識分子，在“科學的春天”里，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徹底改變，在隨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抓住這難得的機遇，努力學習和工作，大展身手，踐行了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報國”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