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瑟堡的Francois Dourlen是位歷史老師，也是位藝術愛好者，他喜歡用手機上的電影截圖借助錯位手法拍攝圖片，將標志性的電影角色融入現實生活，本來躺在屏幕中的電影角色經過他之手后就成了一個個有故事的幽默場景，帶來令人捧腹的效果。

從開學到現在，溫良已經第四次跟兒子小樹(化名)因為手機的事情起沖突。

小樹在一所寄宿制中學上初一，為了溝通方便，學校允許孩子帶手機。但是，學校對手機的使用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小樹回家的時候，溫良收到了老師帶來的一張通知，通知上的主要內容是：小樹在學校違反了手機使用的規定，一周內都不許將手機帶出宿舍。

“不用問，他肯定又沒管住自己，玩游戲了。”溫良說。

溫良的判斷沒有錯，小樹又在學校禁止使用手機的區域使用了手機，而且玩了游戲。毫無懸念，這個周末溫良一家每周不足兩天的團聚時光，又在辯論、爭吵、冷戰中度過。

其實，發生在溫良家中的爭論早已經“走”出家門“步”入社會。孩子的手機能不能帶入學校？孩子的手機能不能進入課堂？手機問題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熱點話題。

“如果我說贊同的話，估計回去就被家長‘吃’了，如果我說反對的話，我將失去那么多群體的未來。”陜西師范大學實驗小學校長羅坤說。近日，第十一屆新東方家庭教育高峰論壇在京召開，多名教育專家及中小學校長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

的確，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國人目前手機普及率極高，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不久前一項針對中美日韓四國網絡時代親子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中小學生智能手機擁有率已經達到近七成(68.1%)。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教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科技因素進入到孩子學習的過程中，不少學校的作業需要在手機上完成，不少學生活動都是要通過互聯網搜集信息才能完成的。

越來越多的數據告訴我們，在當今時代手機不僅是通信、社交工具，對于學生來說也是一個學習用具。

那么，問題來了。一面是游戲的誘惑，一面是與海量信息結合后勢不可當的移動互聯時代，我們到底應該怎么做？

家長是堅決的反對者

要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

“在中國的國情下，對中小學生來說，壓倒一切的任務是開發智力、培養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小學生擁有手機，我感覺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我反對。”從教30多年，曾經有“班上55名學生37人考進了北大、清華”經歷的著名教師王金戰說。

“有百害而無一利”，這種極端的評判顯然是不符合中國人較為溫和的“中庸”判斷的。眾多專家或撰文或通過媒體指出，這一代孩子注定是網絡原住民，那么在這個移動互聯的時代，不讓孩子使用手機似乎就意味著阻斷了這些“原住民”在屬于他們的互聯網時代的成長。

不過，王金戰這種“極端”的觀點卻得到了家長們的實際擁護。

“專家們講的都是道理，但是我們家長承擔的是實實在在的后果。”北京的初三學生家長張榕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寧肯自己極端一些。”

“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女兒每年過生日我都想送她一部智能手機，但是每次到最后關頭就放棄了。”張榕說。

張榕不是不讓女兒接觸電子產品，“現在孩子很多課程是需要網絡的，完全杜絕也是不可能的。”張榕說，平時女兒上網課、查資料，張榕會將家里的iPad、電腦向女兒開放，但是一直避免讓女兒單獨使用智能手機。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家長圈中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要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很多家長是真真切切地見到了這種“毀掉”，才拒絕孩子與手機接觸的。

而讓張榕更恐懼的是手機“毀掉”一個孩子的速度。

3年前張榕曾經短暫給過女兒一部家里淘汰下來的智能手機。那時女兒小學六年級，學校里針對畢業班的活動挺多：有時候是拍畢業照，有時候是學校里各種社團組織的歡送活動，孩子班級也會組織一些與畢業相關的班會，為了便于記錄，不少孩子帶著手機到學校。

張榕女兒也不例外。結果沒過多久，張榕發現女兒的手機上多了很多App，“這些孩子在一起，拿著手機相互學習下載各種不同的App，我女兒手機上增加的這些大多數跟動漫有關。”張榕說。

自那之后，張榕的女兒一下子癡迷起了漫畫，手機上、電腦上，只要有時間她就去尋找相關公眾號和論壇。后來，女兒又從同學那里借來一摞一摞的漫畫書，“我一看這些書絕大多數都是烏七八糟的。”張榕說。

再后來，畢業班的同學和家長一起舉辦了幾次聚會，每次聚會孩子們都要求有單獨的包間，“你什么時候走進他們的那個包間，看到的場景都是仨一群倆一伙地抱著手機，要不然就是打游戲，要不然就是在看小視頻，要不然就是看動漫。”張榕說。

張榕刪過女兒手機中的App，幾次之后，女兒給手機設了密碼。

女兒失控了，開始禁止父母進入自己的房間，甚至還有一次趁父母不注意向自己的手機里轉了錢……在張榕看來，女兒從乖巧到失控，就發生在讓女兒擁有了自己的手機，并讓她帶到學校之后，前后也就一兩個月的時間。“孩子有那么長時間可以自由交流，就像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扇毫不設防的大門，打開了就很難再關上。”

張榕果斷沒收了女兒的智能手機。一部“老人機”成了張榕女兒的“標配”。

學校老師是質疑者

孩子的學習并不非得電子化

“我曾經想過不給孩子帶手機了。”溫良說，但是兒子告訴他有時候上課還需要用手機查詢信息。

確實，這些年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研究性的、探究性的、分層次的學習越來越受到重視，學習變得更加個性化了，甚至在有些學校，每個孩子都有一張僅屬于自己的課表。這時候，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成為重要的學習工具。

但是這樣的學校、這樣的學習方式并不普遍。

一位專家指出，我們高估了科技進入教育教學的程度。現在的互聯網+教育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還僅僅是簡單的相加，并沒有真正融合從而產生深層次的變化。

這種淺層次的相加不但不能促進教學反而會影響教學。

小樹介紹，他每次“犯錯誤”的套路基本是相同的：拿手機準備完成老師交給的任務，用著用著就隨手打開了游戲……

其實，用不用手機不是問題的關鍵。它的背后是一種“為了技術而技術”的形式化的東西。

“我在人大附中的時候開過一次學生代表大會，讓學生寫提案，寫出他們對學校的要求。”王金戰說，結果學生提得最多的是：反對教數理化的老師用PPT上課，“我是教數學的，數學的魅力就體現在驚心動魄的解題過程中，當它把你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時候，突然峰回路轉，那才叫數學之美。”

但是現在還有多少老師用粉筆進行過程演示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師曾經這樣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給學生減負的根本辦法是給課堂增效，但是現在的老師都在疲于落實各種改革措施，忙著學習使用各種新的教育教學技術，誰有功夫塌下心來研究具體哪個教學環節，很多老師上課就是講PPT。”

最近在一次中小學校長論壇上，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聽到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陶西平描述的在一節小學語文課上看到的一幕：這節課的大概內容是一個下雪天小動物們跑到雪地上踩出了腳印，小白兔說“我會畫梅花”，大公雞說“我會畫竹葉”。老師的PPT做得非常精美，課堂氣氛也很好。但是在課程進行當中，一個學生舉手說：“老師我覺得腳印是在雪地上，不是雪地里”。結果老師僅愣了一下，讓學生坐下后便接著講了下去。下課后，陶西平對這個老師說：這是多好的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展開討論呢？老師回答：“我如果在這里耽誤了，PPT就講不完了。”

學生的學習效果不在于老師上課使用了多少高科技的手段，也不在于學生是否用了手機還是電腦，而是老師能否真正抓住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每次提問、每次質疑，甚至是每一次錯誤，并且及時地給予最恰當的反饋。

老師和家長的擔心都有道理。但是，當我們真正走近孩子的時候卻發現，成年人的擔心有些是過度的。

剛剛結束高中生活，現在在某大學中文系讀大一的學生韓墨言說，她剛進大學校園時有一段時間上課不再使用筆記本，“改用手機拍”。

確實，正像韓墨言一樣，不少孩子一旦脫離了成年人的監控就會“報復性”釋放。但是，如果允許他們“瘋狂”一段時間，事情往往會發生改變。

韓墨言后來發現，用手機拍照記筆記與自己用筆記是完全不同的，“用筆記錄的時候，你大腦是運作的，但是手機拍，腦子不用動，沒有思考加工的過程。”

兜兜轉轉，孩子們自己找到了正確的路。

確實，孩子的成長是一個學習過程。正如武漢小學校長李強所說的那樣：如果不讓孩子用手機接觸那些海量的信息，他們什么時候才能學會篩選？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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