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永龍：污染源來去須有“數” 風險圖譜預警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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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記者王振紅 特約記者楊柳春）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時期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圍繞目前中國污染防治和風險管控有哪些難點？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最緊迫的任務是什么？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年，如何評價中國生態環境發展歷程？就這些熱點話題，記者專訪了2018年中國科學院科技促進發展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呂永龍。
2018年中國科學院科技促進發展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呂永龍。
源頭控制當務之急，應轉變生產生活方式
記者：污染防治攻堅戰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時期的“三大攻堅戰”之一。您認為目前中國污染防治的難點是什么？
呂永龍：對中國來講，最大的污染防治和風險管控的難點是多種污染物并存、多種污染源并發、多種環境介質受到影響，污染不僅造成生態環境風險，也通過呼吸、接觸或食物鏈/網的傳輸過程對人體健康產生潛在的威脅。不是單一的污染物產生的污染問題，而是多種種污染物在環境中并存，通過相互的物理、化學或生物化學反應，形成復合污染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污染物在多種介質間傳輸，以及多種污染源并發。多種介質包括大氣、土壤、水、生物等，這些污染物不是固定在某個地方，而是通過傳輸和擴散的過程，在多種介質中都存在。多種污染源并發，不僅有點源問題，還有面源問題。
因為有這些特點，所以，要找到污染物的源頭在哪兒，到哪兒去，影響的范圍和損失多大，以及形成的原因，都成了污染防治攻堅的難點。
比如說，有的大氣污染，其實不完全是大氣污染。污染物經過大氣傳輸過程，沉降到地面，就會給土壤、水帶來污染。我們強調綜合性的污染防治，而不是單純地將水、土等環境介質割裂開來，我不太贊成水污染就治水，氣污染就治氣。土壤污染之所以很復雜，是因為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土壤問題，很多情況是大氣沉降、水傳輸等多種因素造成的。
記者：那么，在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今天，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最緊迫的任務是什么？
呂永龍：當務之急是抓好源頭控制，這不是新觀念，發達國家早就提出來從源頭的預防性舉措。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產業發展問題。難點在哪兒？一方面要追求經濟快速的增長，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一個清潔的環境，這就需要決定采用什么樣的產業結構，這是個大問題。
污染問題從全球范圍來看并不是中國現在特有的問題，發達國家在20世紀就已經發現這樣的問題。2017年美國生態學會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整理的最經典文章中有一篇1922年發表的論文，就是關于美國工業污染所引起的生態問題。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關注的環境沖突，都是因為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造成的。
采用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這對環境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我認為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有發展階段性的因素。發展初期，有人為了經濟效益不擇手段，或者沒有太多可選擇的余地，會選擇一些已經淘汰的落后技術和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發展起來的，為什么選淘汰的產業？這是因為雖然污染相對比較重，但是成本低，在全球范圍內仍有需求。
除了產業發展之外，還有就是要轉變生活方式。如今生活所產生的污染物越來越多，而且生活的污染排放過程不像工業，工業污染排放固定的點污染源多一些，生活源污染面廣、量大。尤其與行為方式都有關系，比如，現在有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控制塑料的使用，2017年肯尼亞施行全球最嚴禁塑令，在肯尼亞生產、銷售或使用塑料袋將面臨1—4年的監禁或最高400萬肯先令（約合人民幣26萬元）的罰款。除了塑料污染，化妝品、一般生活用的化工品，都存在新型污染物的問題，這些影響也是比較大的，因為它不僅對生態系統，對人體健康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另外，有一些司空見慣的東西，可能在某個時段變成了污染物。這是因為生活水平和質量提高后，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提升了。再加上隨著一些高精尖的技術手段出來，發現新型污染物的水平和能力也提升了，過去很難發現和檢測到的污染物，現在可以檢測出來了。比如，過去我們認為電子產品沒有污染，現在證明不但有，而且很多是屬于持久性的有毒污染物。所以，我們現在正在享受的東西，新的化學合成產品，看似對生態系統、人體健康沒什么影響，但是要想真正弄清楚是否有影響，還需要一個過程。
我要強調一點，在中國現階段，污染源防控與污染控制兩方面要并舉。對中國來講，現在光從源頭防控是不夠的，因為很多是過去積累的污染問題，現在必須要控制和消除這類污染，對目前的污染場地或區域要進行生態修復，提升其生態服務功能。目前大量的精力或者投入主要放在污染控制上面，我們也在想辦法從源頭上來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