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知識產權全球治理趨勢與國際借鑒

國際知識產權規則調整與制度創新加速

知識產權規則競爭已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聯系更加緊密，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強國不斷通過國際規則制定權與話語權謀求國家利益和競爭優勢。例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簡稱“TRIPs?協議”）中明確了世界范圍內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限度。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等）則以與發展中國家簽訂國際條約的方式，來達到使發展中國家實施超出?TRIPs?協議要求標準的行為，從而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標準和范圍。2010?年，美國、日本、歐盟等知識產權強國與地區啟動《反假冒貿易協議》（The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ACTA）談判，旨在取得更為高效的商標保護以及打擊網絡盜版。2016?年?2?月4日，美國、日本等?12?個國家在奧克蘭正式簽署了有關《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協議。隨著特朗普總統上臺，美國退出?TPP；但是?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向美國國會提交了其任內的首份貿易政策報告，報告的綱領之一就是談判出更好的貿易協定，繼續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通過各種新的協定維護美國的利益。更高標準的知識產權要求正在知識產權強國的推動下逐漸嵌入全新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中。

知識產權全球治理成為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美國在經濟和科技發展方面具有先發優勢和壟斷地位。為實現“美國利益”優先，維護美國在國際產業鏈和分工中的高端位置，保持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地位，美國以知識產權問題為借口，通過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全球治理，采取對他國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遏制措施。2017?年?8?月1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國開展“301?調查”，即按照“301?條款”開展調查。“301?條款”源于美國?1974?年修訂的《貿易法案》（The Trade Act of 1974）第?301?條，廣義上這一概念包括了美國《1988?年綜合貿易和競爭法》第?1301—1310?節的內容，其主要在于對違反貿易協定，或采取“不正當”“不合理或歧視”行為、政策和措施的國家，實施報復性制裁措施。而根據分別于?2018?年?3?月和?11月公布和更新的“301?調查”結果報告，美國對中國提出“強制技術轉讓”“盜竊網絡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不符合事實的指責，并基于此宣稱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從而導致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實際上，在這里知識產權問題反映了中美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科技創新、金融發展、經濟遏制等問題聯系在一起，如專門調查、專門針對高科技領域，這超越了協議和規則問題本身，顯示知識產權治理成為大國博弈的工具。

發達國家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從多邊向單邊發展。現有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方式包含復雜的區域協定、多邊及雙邊條約。這些條約中可歸納出兩大制度體系：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為主導的多邊國際條約，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TRIPs?協定。WIPO?與?WTO?各司其職：WIPO?關注知識產權保護、條約管理與發展問題，WTO?更關注知識產權規則的執行、實施與爭端解決。但是隨著新興市場的崛起和新經濟領域新現象的出現，這樣的規則體系和制度框架的約束力和適用性正逐漸弱化。發達國家逐漸將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從?TRIPs?協議上轉移到各個規模較小、僅在特定區域適用的區域性協定上，類似?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等地區性新規則不斷涌現，并在特定區域內生效與運行。尤其是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作為全球多邊治理體系與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卻屢屢背棄國際承諾，從自身利益出發挑戰多邊國際規則與秩序，對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造成巨大危害。同時，新興的專業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等）開始關注所轄領域的知識產權問題，越來越多深度介入相關知識產權標準和規則制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