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樂榮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

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制度。在二十世紀90年代末期，服務于國家扶貧開發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要求，黨中央提出并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制度。經過20余年的發展，東西部扶貧協作制度不斷完善并納入國家貧困治理體系中。當前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東西部扶貧協作省市繼續發揮協作制度優勢，在勞務協作、消費扶貧領域率先作為，努力降低疫情對脫貧攻堅的負面影響。

按照2016年調整后的東西部扶貧協作關系，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等東部9省13市分別與中西部14省20市州建立結對關系并簽訂協作協議。同時針對新疆、西藏以及川、滇、甘、青四省藏區，各個省市還分別承擔相應的援疆、援藏的對口支援任務。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東西扶貧協作省份充分發揮扶貧協作的制度優勢，積極行動優先解決疫情期間農民工、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返崗務工難的問題，確保已脫貧農戶收入穩定不返貧。福建-寧夏（閩寧）扶貧協作關系中的寧夏固原市直接與福建企業點對點對接，采取包租專機、專車接送的方式，將返鄉農民工輸送到福建的用工企業。廣東東莞市和云南昭通市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結對城市，兩市組織“昭通東莞”專列集中輸送昭通務工人員返粵返崗。貴州省黔西南州積極與對口幫扶城市寧波對接，人崗匹配，為減輕務工人員路途負擔，確保企業早日復工復產，寧波市特包機接黔西南州務工人員返崗。依托山東-重慶的扶貧協作關系，重慶黔江和山東日照也通過“乘專機、點對點”的形式，輸出本地農民工和貧困勞動力赴日照返崗就業。此外，廣東和廣西、吉林和浙江的結對城市也積極組織務工人員返崗就業。有組織的勞務輸出方式不僅能夠降低疫情對脫貧攻堅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而且為農民工和建檔立卡家庭提供生計保障。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也看到了對口支援制度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及時決策部署，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的病人救治工作。江蘇等16個省、直轄市直接與除武漢以外的16個地市州建立一一對口支援關系，各省直轄市負責派出醫療隊、安排物資精準支援對口城市，快速提升了湖北省16個市州的抗疫能力。

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制度是在中國特定政治條件下孕育、發展并不斷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減貧領域的扶貧協作盡管有一定的要素互補、互利共贏的經濟驅動，但更重要的還是以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制度基石。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得各地的地方黨委政府能夠超越地方利益，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擺在優先位置，為其他地區的發展積極貢獻力量。實踐證明，協作和對口支援制度能夠服務于國家整體的戰略安排，不僅在區域協調發展、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等領域發揮其制度優勢，而且在此次疫情防控戰中為中國爭取了時間，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了力量。（責任編輯：高霈寧）（觀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