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為應對全球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危機，推動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1?年發起了一項跨學科、跨部門的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人與生物圈計劃”（MAB），并為此布局了大量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日益獲得全球關注，MAB?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更加聚焦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WNBR）的建設，從而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社區可持續經濟、支撐科學研究、分享信息、交流經驗和推動國際合作等目的。其中，以德國和西班牙為代表的部分國家不僅在國內建成了一系列堪稱世界楷模的生物圈保護區，而且面向非洲和拉美等區域開展了大量與生物圈保護區相關的對外發展援助，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自身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提升了國家的國際聲譽。相形之下，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和蘇聯曾經借助?MAB?等機制維系兩大陣營政治對話的現實基礎已不復存在；加上國家戰略轉向等因素，故美國及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隨后皆在?MAB?國際化領域表現平平，從而為另一些國家在該領域的拓展騰出了較廣闊的空間。

中國自?1973?年加入?MAB?后，經過近?50?年的努力，目前國內相關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化、國家間實力的升降及由此導致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國?MAB?的國際化拓展正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對中國采取了嚴苛的封堵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的表現史無前例，導致中國的國際合作環境顯著惡化。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希望承擔與自己實力相符的使命，為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治理議題發揮建設性作用，但卻面臨國際話語權較弱和可選擇途徑較少等難題。在此形勢下，有必要挖掘國際上業已存在的一些合作平臺的潛力和優勢，從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一些議題，如可持續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入手，團結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國家一同為全球治理作出貢獻；并以這些平臺和議題為抓手，協助打開中國國際合作新局面。MAB?是具有這樣潛力的選項，因此有必要汲取走在?MAB?領域全球合作前列的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以輔助中國制定面向未來的?MAB?國際化戰略。從全球?MAB?領域積累的資料及工作動態來看，我國在?MAB?國際化相關的國別研究領域還存在較明顯的缺口，有待開展系統性梳理及整合提煉。基于這一目的，本文選取德國開展案例研究。 

德國對?MAB?的誕生及其早期發展的貢獻

MAB?從構想到出臺離不開聯邦德國（西德）籍科學家和官員的推動。在政治上，聯邦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就將生物圈相關的研究列為國家的優先事項。在?MAB?發起的當年，聯邦德國?MAB?國家委員會便宣告成立。在民主德國（東德），相應的國家委員會于?1979?年成立。兩德?1990?年實現統一后，新的德國?MAB?國家委員會當年即告成立并運作至今。兩德統一前，聯邦德國憑借其快速復蘇的經濟和科技實力，為?MAB?早期布局的若干全球研究項目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尤以?1987—1995?年開展的“生態研究合作計劃”（CERP）最具有代表性。CERP?是一次為改善全球環境而開展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大型國際科技合作，主要參與方包括聯邦德國研究與技術部、中國科學院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CERP?所涉及的?380?萬美元經費皆來自聯邦德國，從而使之成為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費投入最大的科學研究計劃之一，也是當時中國生態學領域最大的國際合作研究計劃。CERP?在產生一系列得到國際同行充分肯定的研究成果的同時，還讓中方接收到一批先進的科學儀器設備和了解到新的生態學研究理論和方法。影響更為深遠的是，CERP?為中方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青年科學家及科技管理骨干。 

新時期德國?MAB?國際化的國家立場

兩德統一后不久，適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MAB進行了重大戰略調整，即更加聚焦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建設。德國從此將生物圈保護區視為開展國際合作的有力工具，以支持伙伴國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實現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德國聯邦政府為此頒布了一系列立場文件并給出?3?個方面的重點建議。

著重發展伙伴關系。鼓勵德國國內的生物圈保護區與他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物圈保護區或其他類型的自然保護地建立伙伴關系。基于這一關系，未來德國與相關國家能建立更廣泛的合作網絡，簽訂新的條約，甚至開拓潛在的綠色經濟市場。在技術操作層面，伙伴關系的建立應著眼于中長期時間尺度，并以雙方共同感興趣的主題為引擎。為此，開展交流互訪，以及共同實施戰略性互利項目顯得尤其關鍵。從形式上，盡管德方在伙伴關系的建立中擁有主導性優勢，但其并不是單純地向對方提供對外發展援助，而是將“平等學習”作為要義，貫穿于雙方關系的始終，并以正式約定的形式加以落實。

強調對外發展援助具有實效性。德國要求該國參與?MAB?國際化的機構要充分認識到針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對外發展援助的意義，即少量經費投入將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獲得顯著的成果；并應強化德國在全球合作中的地位，以獲得國際信賴。在幫助他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開展自然保護地建設時，德國在技術及智力投入方面所產生的吸引力甚至超過資金。

確保行動路線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德國倡導本國相關機構繪制有關利用?MAB?開展對外援助的路線圖。該路線圖涉及生物圈保護區的申報、評估、功能區劃定、日常管理、科學研究、環境監測、生態旅游及可持續發展教育。在他國多種形式的自然保護地中，生物圈保護區應成為德國派遣本國專家團隊開展工作的優先考慮，尤其是相關國家從德國獲得對外發展援助時更是如此。在圍繞他國生物圈保護區開展工作時，原則上須建立多元化的參與機制，即除了德方、保護區管理部門和相關國際組織，還應吸納其他合作伙伴的參與，包括保護區所在地的地方組織和個人。此時，德方應與保護區所在地的決策者通力合作，鼓勵和引導這些地方組織及個人盡早參與保護區的規劃和管理。在必要的情況下，德方可動用本國外交資源，對上述地方組織及個人提供協調支持。 

德國在MAB領域面向全球的行動

截至?2018?年，德國?MAB?國際化事業涉及的他國生物圈保護區超過?30?個，其行動有?2?個典型特征。

保障體制。為利用?MAB?開展對外發展援助，德國在聯邦政府層面建立了多機構協同機制。截至?2014?年，德國聯邦經濟合作發展部和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全與消費者保護部已投入?1.1?億歐元用于全球生物圈保護區建設。截至?2016?年，僅德國聯邦經濟合作發展部就支持了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域共?10?個國家的生物圈保護區建設。德國?MAB?相關對外發展援助經常蘊含在更大的有關自然保護地建設及鄉村發展等項目中。在項目執行期間，財政及技術支援互為補充；這種補充的具體表現體現在基礎設施、可持續金融機制、組織架構和能力等建設，以及咨詢建議等提供方面。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全與消費者保護部還匹配有專門的經費預算，以支持德國生物圈保護區參與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工作。該項工作更進一步得到德國?MAB?國家委員會、德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德國聯邦經濟合作發展部、德國國際合作署、德國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多方位的支持。

區域布局。非洲是德國開展?MAB?對外發展援助的重點區域，并被納入該國有關非洲的戰略中。德國支持遍及非洲的大量多邊合作項目；通過這一舉措，德國國內相關機構與“非洲生物圈保護區網絡”（AfriMAB）和“阿拉伯生物圈保護區網絡”（ArabMAB）建立了聯系。其中，德國幫助完成并發布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洲生物圈保護區管理手冊》可作為一個典型案例。該手冊由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全與消費者保護部及其下屬的自然保護局資助，由德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負責協調國內外有關參與方的行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秘書處則提供技術支持。該手冊的目標受眾為非洲生物圈保護區管理機構的員工、關鍵合作伙伴及利益相關者。非洲所有的生物圈保護區都受邀加入手冊編撰的全過程。手冊體現了國際?MAB?領域最新戰略和行動計劃的思想，注重將社區和利益相關者納入整個非洲大陸生物圈保護區的管理進程。該手冊中所涉及的知識和經驗基本來自非洲生物圈保護區管理者和相關國家的?MAB?國家委員會，因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非洲召開的一系列有關?MAB?的研討會上，該手冊的內容得到了進一步的集成和提煉。 

德國利用?MAB?參與全球治理的動力

MAB?具有機制上的靈活性。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德國高度強調國際機制、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作用，重視多邊機制和地區機制的建立，并以此推動有關各方的對話與合作。在此形勢下，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艦項目的?MAB?就成為其中一個有利的選項。同時，MAB?及其生物圈保護區還表現出機制靈活、在理論和實踐上包容性強等優勢，即強調在科學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方式中尋找綜合的解決方案，而不拘泥于條文和形式。迄今，國際上已存在多個與自然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公約或協定，它們所具備的國際法效力有利于增強其權威性和執行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這些公約或協定的制定和批準往往曠日持久且困難重重，生效后也難以修訂。在缺乏明確戰略目標的情況下，一些國家可能對相關公約和協定持謹慎態度，以免在成為履約國后行動受到約束。MAB?則不同，它賦予相關參與國更多的決策權和行動自由度，參與國可根據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做靈活調整，這對于長期以法制和規則打造其國際形象的德國尤其具有意義。

MAB?便于統籌本國及國際社會的利益。任何政府間科學計劃都包含著相關參與國多方面的利益訴求，是一國總體外交的表現，而?MAB?也不例外。受曾經的殖民歷史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德國主流社會對歷史展開了較徹底的反思，在國際社會力圖淡化其國家主義形象；借助不斷增強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德國適時利用多邊機制，在環境保護、能源轉型、可持續發展等公共議題上尋找機會，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這一舉措不僅有助于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而且還能提升德國的國際形象，為其雄厚的工商業創建良好的全球發展環境。作為曾經在非洲有過殖民史的國家之一，德國在擯棄了殖民主義的同時，一直將非洲視為其國際事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在非洲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中看到巨大的機遇。在聯合國的各項議程尤其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涉及非洲的事務始終獲得優先關注。非洲聯盟在其制定的《2063?年議程》（Agenda 2063）里，也對上述可持續發展行動做出響應，提出要打造具有環境可持續性和氣候適應力的經濟形式和社區。在參考《2063?年議程》等文件的基礎上，德國聯邦政府發布了《非洲政策指引》（Africa Policy Guidelines），力圖從可持續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等議題切入，以加強德國與非洲國家未來的關系，打造德國乃至歐洲與非洲的“命運共同體”。MAB?及其生物圈保護區直接或間接地涉及上述多個議題，因此成為德國有關非洲戰略的著力點。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舉行了?MAB?國際協調理事會第?23?次會議并發布了《德累斯頓宣言》（Dresden Declaration），呼吁在減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戰略中?MAB?有關國家應更加重視生物圈保護區的作用，并在其他區域推廣來自生物圈保護區的實踐經驗。同年，在德國倫山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召開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非洲生物圈保護區管理者發布了《倫山公報》（Rh?n Communiqué），呼吁生物圈保護區要籌備并實施參與式管理計劃，以適應氣候變化。順應這一需求，MAB?及其生物圈保護區成為連接德國與非洲的橋梁紐帶。 

德國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歷史遺產、現實國情和戰略定位等方面的差異，將導致中德兩國走上各具特色的?MAB?國際化發展道路。這種多樣性有益于國際社會在解決涉及保護和發展的問題時擁有更豐富的選項，也為中德兩國在?MAB?國際化方面互學互鑒和共同發展提供了空間。基于上文對德國?MAB?國際化案例的分析，中國未來可從?4?個方面完善和升級其相關戰略。

深入認識?MAB?在品牌、議題及機制上的優勢

當前，對重要多邊機制的參與程度已成為衡量一國國際化水平的主要尺度之一。MAB?是迄今為數不多的、統籌了全人類多個共性議題的計劃，其持續時間之久、生命力之旺盛為多邊領域內少有。在當前國際社會圍繞新冠肺炎疫情、經貿摩擦、氣候變化和發展權益等問題發生重大分歧的情形下，MAB?這一有助于開展對話與合作的平臺在凝聚共識、尋求解決方案方面的價值彌足珍貴。受歷史和當前國際環境所限，發展中國家另起爐灶發起新的多邊機制將面臨重重困難。因此，對一些既有的、在國際規則上具有高度靈活性的多邊機制進行適應并積極主動地參與，不失為一個具有高性價比的選擇。

將?MAB?納入國家對外發展戰略行動計劃

作為一項大型的政府間科學計劃，MAB?若要實現可持續運行，離不開國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承諾來提供支撐性保障。因此，需要強化高層級決策部門對?MAB“超越科學產出”的綜合價值的理解——如同德國那樣充分認識到生物圈保護區的普遍價值，即著眼于全球問題，立足于民間解決之路，使生物圈保護區成為可持續發展領域富有創意、說服力和教育意義的探索與實踐的課堂。德國的經驗也表明，國際化的?MAB?需要考慮可持續發展機制，需要政策制定者、科學研究者、金融提供者和民生服務者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動，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發展架構和運行保障機制。

回顧?MAB?的歷史，國家力量的推動一直是該計劃的典型特征。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目前正以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凝聚全球共識，并于?2021?年發起了“全球發展倡議”，從而為中國?MAB?的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這要求中國?MAB?的國際化策略宜向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向看齊，國家與此有關的領導和支持體系也需從原有的科技、環保、教育等行業部門擴展至外交、商務、國際發展合作、跨國金融等部門，甚至納入一些聲望卓著的、非官方形態的國內外機構組織。自?1978?年以來，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一直是中國實施和推廣?MAB?的領導機構，并借助其主席單位——中國科學院?20?世紀?90?年代末以前曾經擁有的資源和條件，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典型案例包括上文提及的中德“生態研究合作計劃”。為滿足當前中國?MAB?國際化的需求，亟須協調相關政府部門與中國科學院共同領導中國?MAB?的國際化事業。

此外，為實現協同增效，須建立更高層級的協調機制，匹配專項經費。建議參照中德“生態研究合作計劃”的經驗，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聲望卓著的國際機構提供信托項目，以解決國內經費出境及項目管理等問題，同時與這些國際機構共享合作成果。在中國?MAB?國際化的目標區域選擇上，可考慮在“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和地區布局?MAB?相關項目，同時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強調的非洲和小島嶼國家的需求，充分發揮生物圈保護區在協調保護和發展方面的功能，加強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設。

充分發揮中國在?MAB?領域的科技優勢

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迄今歷時最長的科學計劃，MAB?在不斷變化的學科領域和國際形勢中涉及的議題越來越廣泛。當各主要國家為?MAB?賦予更多的經濟社會功能時，該計劃原本的科學屬性不應受到遮蔽，而須變得更加醒目。從國際化的角度而言，科學也更利于增強?MAB?的普適性和吸引力，這將是中國在該領域所擁有的競爭性優勢之一。在包括德國在內的大多數有力推進?MAB?的國家里，一般由資源、環境和外交等部門主導其?MAB?的國內和國際事業，而中國則是依托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國科學院。建議借助中國目前在地理信息、大數據、云計算和生物多樣性調查編目等領域的科技優勢，以中國科學院近?10?年來布局的若干個境外科教機構為依托，為中國?MAB?的對外合作不斷注入科技動力。同時，相關合作也將為包括境外科教機構在內的多類中方機構帶來優質的資源和渠道，從而形成一種相互支援和協同發展的體系。

深化中德兩國面向未來的國際合作

盡管中德“生態學合作研究計劃”產生了顯著的效益，然而由于兩國戰略轉向等原因，后續圍繞?MAB?而開展的國際合作至今尚未取得新的突破。作為當前在?MAB?領域表現活躍的國家，中德兩國可借助歷史上形成的合作關系展開新的接觸，如組織交流互訪和紀念活動；并且，在立足于兩國國內及其他國家生物圈保護區的基礎上，選取適宜的時機，聯合發起雙邊或多邊合作項目，共同樹立一種新穎的南北合作典范，這也是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一貫倡導的工作方向。鑒于中德兩國當前在能源多元化和綠色化，以及氣候變化及適應等方面存在共同的需求和務實的特點，建議雙方在一些生物圈保護區聯合開展試點建設，將其打造為展示可持續發展經驗，并為公眾提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教育的課堂。在合作過程中，中德兩國既可像原來的“生態學合作研究計劃”那樣，在科學產出之外造就一批面向國際的青年科學家及科技管理骨干，又可培育一批具有國際視野、能引領生物圈保護區未來發展的青年人才。

綜上所述，中國?MAB?的國際化戰略宜以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幫助凝聚全球共識。中國可借助?MAB?這一廣泛且具有高度靈活性的平臺加強南北合作及南南合作，為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治理共性議題作出貢獻。此外，在中國當前面臨的充滿巨大挑戰的國際環境下，還可通過加強面向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等區域的合作，協助打開中國國際合作新局面，進一步支撐國家整體外交。

（作者：先義杰 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秘書處、中國科學院 國際合作局；莊巖 中國科學院 國際合作局；韓群力 國際科學理事會 災害風險綜合研究國際計劃辦公室；王丁 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秘書處、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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