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戰略部署，并單獨使用一個章節的篇幅加以闡述，凸顯了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重要性。近20年來，生物安全問題日益成為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后，更加凸顯了生物安全的重要影響。我國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彰顯了保障國家生物安全的重大意義。2021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明確提出生物安全是指國家有效防范和應對危險生物因子及相關因素威脅，生物技術能夠穩定健康發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態系統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威脅的狀態，生物領域具備維護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能力。生物安全主要包括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生物技術研究、開發與應用；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人類遺傳資源與生物資源安全管理；防范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范生物恐怖襲擊與防御生物武器威脅；其他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活動等。2003年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癥，SARS）以來，我國在以傳染病防控為代表的生物安全的各個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戰略性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弱項。黨的二十大高瞻遠矚，對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生物安全領域，我們亟須通過加快推進科技創新的力度，進一步推進能力和平臺建設，提升我國的生物安全領域綜合實力，保障國家安全。

全球生物安全形勢及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

生物安全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制高點

當前，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動蕩，生物威脅日益復雜化、多樣化，風險加劇，生物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生物安全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制高點。美國、英國等已將生物安全置于國家戰略的高度，分別發布了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和《英國生物安全戰略》，進一步完善了各自的生物安全治理架構，步步走實、走深。在傳染病防控領域，經濟全球化、工業化及城鎮化導致病原微生物傳播速度加快、傳播途徑增多；全球氣候變暖引起的冰川融化及兩極冰蓋融化，導致極端環境中一些新的未知甚至古老病原微生物釋放；人類活動范圍擴大不斷侵占野生動物活動范圍；野生動物貿易與消費使得人類與病原微生物接觸的幾率增加。系列因素致使近20年來全球新發突發傳染病頻發，僅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出現數十種新發傳染病。此外，隨著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和微生物組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應用手段逐漸成熟化、技術門檻大幅降低，導致生物技術誤用、謬用、濫用風險劇增。人工合成或改造出新型病原體成為可能，且這些新型病原體甚至能顯示出毒性更高、傳播更快、溯源更難等特點。國外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泄露事件仍時有發生，并造成人與動物傳染病的流行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全球生物資源及其風險調查不斷深入，如美國的“國家微生物組計劃”“全球病毒組項目”均在持續推進。隨著COVID-19的持續，國際生物安全秩序和治理體系進入深度變革和加速調整期，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急劇增加。

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系列挑戰

目前，以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為代表的國家生物安全在多方面持續面臨挑戰，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頻發對人民生命健康和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2003年至今，我國經歷過多種傳染病疫情暴發，例如，2003年SARS、2009年甲型H1N1流感與2019年底開始的COVID-19等與人相關的傳染病。農業領域的非洲豬瘟（ASF）、口蹄疫（FMDV）等與動物相關的傳染病，給我國農業生產造成嚴重破壞。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國際交往不斷增加，埃博拉出血熱（EBHF）、尼帕病毒病（NVD）、寨卡病毒病（Zika）、裂谷熱（RVF）等重大傳染病輸入我國并導致局部暴發的風險持續存在，我們與傳染病之間只隔著“一個航班”的距離。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和菌（毒）種保藏庫是生物安全領域的國之重器，我國近年也有生物安全實驗室泄露感染事件。COVID-19以來，國家出臺了提升公共衛生實驗室檢測能力建設方案，一大批生物安全二級、三級實驗室開始建設并投入使用，實驗室生物安全監管的壓力驟增，監管的及時性和覆蓋面存在不足的風險。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統計，我國已有超過660余種入侵物種，其中重大入侵物種120余種，每年造成至少2000億元經濟損失。隨著跨境電商和國際快遞等新行業的發展，外來生物入侵渠道更趨多樣化，風險逐步增加。另外，生物技術誤用、濫用和謬用風險也在持續增大，基因編輯和相關的人工智能還面臨倫理問題，生物恐怖和生物戰的風險也在增加，人類遺傳資源流失等問題日漸顯現。近些年，涉及人類遺傳資源樣本收集的個性化商業檢測增多，基因組數據采集難度逐漸降低，人類遺傳資源監管難度不斷增加，數據流失風險較為突出。

我國生物安全能力建設的主要短板

面對生物安全領域的各種挑戰，按照二十大報告中推進其現代化的部署，我們需要通過持續加強自身能力建設來加以應對。能力建設涉及面廣，但核心在于科研基礎和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平臺設施（如高等級生物實驗室）構建等。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強大科技支撐》，文章強調“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我國生物安全能力建設起步晚，相較于先行發達國家，還有明顯差距。

我國生物安全科技布局和頂層設計仍需進一步優化完善

我國在生物安全領域的科技布局起步晚，系統化不足，布局的項目數量和投資的額度都嚴重偏低。2018年，美國發布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中將自然發生、意外事故或人為故意造成的生物威脅并重，突出傳染病和生物武器威脅，確定了感知、預防、準備、響應和恢復等五大重點建設和管理目標；部署了一系列生物安全科技計劃，主要包括“生物盾牌”“生物監測”“生物感知”三大計劃。“生物盾牌”針對可用于生物恐怖襲擊的病原體，研發疫苗、藥物、診斷與治療方法；“生物監測”重點資助生物監測預警關鍵技術；“生物感知”旨在縮短從發現危險病原體到快速反應的時間。截至2013年，“生物盾牌”計劃已經累計投入約56億美元，美國已經能夠供應炭疽疫苗、天花疫苗等重要生防藥品，形成有效的“國家戰略儲備”。2021年9月3日，美國白宮發布《美國大流行病防范：轉變我們的能力》報告，指出科學技術是保障生物安全的根本手段，徹底轉變美國應對生物威脅的能力，標志著美國“阿波羅生物防御計劃”的正式落地。該計劃覆蓋疫苗、診斷、治療3個方面，提出9個方向21項關鍵技術，預計在未來7—10年內投資653億美元。

我國生物安全研究基礎資源等仍受制于人

我國高致病病原微生物菌（毒）種資源和相應的技術儲備缺乏。我國在2003年SARS之后，雖然針對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的處置和相應的生物安全支撐能力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23]，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針對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的監測預警網絡還不夠健全，尚未建立能夠互聯互通的全息監測體系；尤其是針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檢測技術，我國的短板十分明顯，戰略儲備不足。我國《人間傳染的病原微生物名錄》里82.14%的一類病毒和86.27%的二類病毒尚未研發出抗原檢測試劑，67.86%的一類病毒和74.51%的二類病毒尚未研發出抗體檢測試劑；更為嚴重的是，89.29%的一類病毒和88.24%的二類病毒尚未研發出疫苗；100.00%的一類病毒和94.12%的二類病毒尚未研發出預防用藥；100.00%的一類病毒和92.16%的二類病毒尚未研發出治療用藥；我國面臨的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毒種資源嚴重不足，78.57%的一類病毒和66.67%的二類病毒缺乏毒種儲備（圖1），無法開展活病毒相關原創研究，導致在相應病原微生物的防控技術儲備上我國必然落后于人。對于疫苗和藥物研發必需的病原體感染類人化動物模型，同樣存在儲備不足的問題。這意味著一旦我國出現上述相關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引發的傳染病，將面臨極大的風險和挑戰。

 我國生物安全大數據的本底和積累及數據中心建設滯后

我國生物安全領域信息化建設落后于先行國家，大數據的底層技術研發及相關數據庫建設仍需加強。近年來，國家已部署建設一系列國家科學數據中心，形成多個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支撐公益性科學研究的國家級中心和平臺。但我國生物資源庫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設依然落后，生物資源流失預警識別手段和體系缺乏；在與國家生物安全八大領域都息息相關的生物安全大數據和信息方向，國家級生物安全大數據分析核心算法匱乏，也是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重要問題。而且我國國家級的生物數據庫資源建設仍然相對年輕，國內零散發展的模式未能形成合力，缺乏涵蓋數據、信息、知識和文獻的完備的多維資源體系，與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建立的國際知名的基因序列數據庫GenBank和生物醫藥領域的文獻摘要檢索數據庫PubMed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的專業隊伍人才仍顯匱乏

我國生物安全較之于發達國家起步晚，生物安全專業人才緊缺、戰略型領軍人才匱乏，亟待建立學術交流平臺。后疫情時代，在對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深入認識的背景下，我國規劃建設了一批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而管理和運維相關的生物安全專業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愈發匱乏。當前，生物安全領域的專業人才培養仍然以“邊工作、邊學習、邊訓練”的培養模式為主，我國的學科體系里尚沒有生物安全學科，更沒有啟動從本科到研究生的貫通式專業教育，提示我們需要加強多元化培養體系的建設。此外，我國也缺少生物安全學術交流平臺，例如，美國在1984年成立了美國生物安全協會（ABSA），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協會組織，會員遍布全球多個國家，定期開展學術交流和專業培訓，經常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影響力遍布全世界。美國生物安全協會培養招攬生物安全領域人才的同時，其實也為美國在國際生物安全領域議題贏得了一定的話語權。

 我國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數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我國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建設仍不健全，尚沒有形成能夠高效協同運行的實驗室網絡。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是傳染病防控領域的國之重器。美國幾乎所有高水平大學醫學院、醫院都配備了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已建成1500多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至少15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截至2021年，全球23個國家已建成和在建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共有54個。另據俄羅斯國防部報告，美國加速其全球部署，在包括我國鄰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在內的全球30多個國家建立了300余個生物實驗室。相比之下，我國的生物安全實驗室數量明顯偏少，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不足100家，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只有2家；實驗室地域分布不平衡，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多，中西部省份少；實驗室協同運行少，沒有形成合力。同時，實驗室核心關鍵裝備仍然受制于人，如氣密型正壓防護頭罩、防護面具、正壓防護服、高性能防護手套/靴、實驗動物獨立通風籠具（IVC籠具）等均依賴進口。

 推進生物安全能力建設的建議

“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國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科技創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創新就抓住了牽動我國發展全局的牛鼻子”，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應該成為我們推進科技創新、加強能力建設以保障生物安全的根本遵循。我國生物安全能力建設涉及多個方面，應重點加快以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等為核心的能力建設。

 進一步優化完善中國生物安全戰略規劃，系統解決重大問題

制定并啟動我國生物安全科技戰略規劃。立足生物安全國情，深入貫徹落實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總體國家安全觀，以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為核心，強化需求牽引，借鑒國際經驗。制定中國的生物安全科技戰略規劃，加強能力建設，全面提升維護和塑造國家生物安全的能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有效處置各類安全事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全鏈條梳理生物防御的所有環節，弄清存在的薄弱環節。從統籌安全和發展角度出發，從戰略安全角度出發，從維護和塑造國家生物安全、國家生物科技體系安全角度進行前瞻總體設計、戰略謀劃、戰略運籌，拿出代表生物安全發展趨勢、體現國家戰略需求的戰略規劃方案。利用全國重點實驗室改革的契機，加強生物安全領域整體規劃布局和實施。

 持續實施并完善現有的科技攻關計劃，夯實研究基礎

盡快建立并啟動我國的生物安全防御科技計劃。組織優勢力量在監測預警、溯源追蹤、應急處置、事后重建、生物倫理、國門動植物檢驗檢疫設施設備和野外生物安全屏障等領域開展關鍵技術或者前沿技術的科研攻關，尤其是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的研究。要將科研成果努力轉化成產品，盡快為生物防御服務，并為未來應對可能發生的生物安全威脅做好技術儲備。進一步加大資金支持力度，組織優勢力量全力攻關，解決目前面臨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核心零部件及生物醫學研究中所用的原材料、試劑、裝備、實驗動物嚴重依賴進口，生物信息數據庫幾乎完全被國外壟斷等一系列問題。

 不斷完善生物安全協調機制，加強資源共享

加強生物安全相關資源的共享和管理。利用和完善目前已有的協調機制，打破各部門的界限，突破各學科之間的壁壘，有機整合國家主要力量和資源，充分發揮我國舉國體制，統一部署、協同攻關。“平時”根據整體規劃，依托已有體系全面布局、系統開展工作究，“戰時”依托協調決策機制快速反應、統一決策、有力執行。快速提升生物信息數據匯交管理能力，加速國際核心數據本地化集成整合，形成生物信息數據共享服務核心平臺，打破我國生物大數據研究領域長期存在的“數據流失”“數據孤島”“共享匱乏”等現象，切實保障我國人類遺傳資源信息和重要戰略生物資源信息的數據安全與共享利用；快速提升生物信息數據分析挖掘能力，開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據分析軟件和平臺，支撐數據的快速解析；加強數據共享的國際合作，擴大我國在生物信息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加快推動人才隊伍建設，系統培養高級生物安全專業人才

著力培養戰略型領軍人才，加強生物安全智庫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戰略部署，強調人才和科技的重要性。強化人才考核與流動機制，確保各層次研究人才規模適度，整體科研素質和能力顯著提高，層次結構均衡合理，體制機制充滿活力，各類人才協調發展。積極推動生物安全二級學科的建立，努力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優秀領軍人才和學科團隊，引領并推動生物安全領域的科技創新和快速發展。應盡快籌建中國生物安全協會/學會（一級），促進生物安全領域的學術交流，進一步推進專業人才的培養。協會的建立也可為國家戰略和政策制定提供智庫支持；開展戰略研究，促進我國生物安全戰略和政策的迭代升級；協調科學研究和技術轉化，提高我國生物科技創新能力；積極開展國際國內學術交流，提升生物安全學術水平，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發出聲音。

 加強我國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建設，設立全國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實驗室

合理規劃和布局新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和研究平臺。根據國際的先進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綜合人口密度、經濟發展、傳染病流行風險及地理區域等因素，充分考慮我國經濟和產業的發展特點，按照按需設置、合理布局、同步建設的思路，在現有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基礎上，加大應急響應方面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的建設力度，實現科學合理布局。生物安全實驗室網絡實現主要地域和功能的有效覆蓋，完善區域和功能布局，促進已有實驗室的擴建和改建及新實驗室的建設，規劃建成涵蓋全國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平臺體系、安全運行和資源共享的管理體系，建立嚴格管理制度和協調機制，加強實驗室之間的交流溝通和信息共享機制。適應形勢的需要，積極創造條件，加強對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的投入，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籌集資金，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和多方聯合建設機制。支持和引導有能力的企業自主建設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鼓勵企業開展生物安全實驗室關鍵技術和設備的研制。同時，圍繞高等級實驗室設施群和優勢單位、布局有研究功能的全國重點實驗室、進一步謀劃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對于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尤為重要。應瞄準未來生物安全科技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一批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研究技術平臺，打造國家級生物安全科研創新基地、建設生物安全研究領域的引領力量、重大傳染病防控研究的支撐力量，提升主動應對能力，實現生物科技創新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整體跨越。

 深入開展國際對話合作，積極參與生物安全國際治理

廣泛參與生物安全國際治理，與相關國家開展深入合作。應加快推進援建非洲疾控中心、聯合實驗室等重點項目建設，建立健全外派公共衛生專家的體制機制。建設性參與全球衛生治理及相關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國際衛生條例（2005）》能力建設，大力推動重啟《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盡快建立多邊生物核查機制。深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流行病條約》的談判進程，與各國建立對話合作機制。加大向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中國籍官員的推薦和選派，深度參與生物安全國際治理。在“一帶一路”沿線、我國重點邊境地區試點建設衛生應急示范哨點，開展疾病和流行病原體的監測，完善跨境衛生應急合作機制，逐步建立海外監測網絡，實現生物安全關口前移。

我們要不斷優化生物安全領域的整體科技布局，積極鼓勵支持原創性顛覆性科學研究，突破卡脖子技術；開展學科建設，系統性加強專業的人才培養；加快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在全國的布局建設，編織實驗室協同網絡；不斷完善生物安全協調機制，加強資源共享；建立對話合作機制，深度參與生物安全國際治理。通過上述方式不斷強化我國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設，保障國家生物安全，從而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作者：劉培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研究所；江佳富，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路浩，中國科學院 前沿科學與教育局；叢培蕾，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研究所；趙莉藺、喬格俠，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周冬生，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武桂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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