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科技創新賦能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思考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方面,應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取得重大進展”是未來?5?年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之一。以科技創新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抓手。
歷史上技術已無數次促成了“高質量發展”
如果把“科學發現”比作硬幣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可稱為“技術發明”。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產業,不是簡單的單向推導,而應是雙向互動。技術發明通常不是由科學原理推導出來的,而是來自實踐和發明家的創造,并且有著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因此,技術發明不能僅僅等待科學發現提供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而是要與科學發現同時發力。以產業為主角的技術創新和發明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如此才能使“第一生產力”落到實處,同時向科學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實際上很多創新出自產業界及其具有技術天賦的工程師們。有很多歷史經驗可供借鑒,在此僅以鋼鐵技術為例,說明技術發明和創新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中國古代鋼鐵技術推動社會發展,保障國家安全
在公元前?7—8?世紀中國人最早發展了生鐵冶煉技術,并在春秋戰國時期不斷擴大應用領域,推動生產力迅速提高,進而促進封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在春秋戰國的戰亂過后,該技術又為大一統國家提升整體國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代制鋼技術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這直接增強了國防實力。例如,漢朝軍隊使用長度接近?1?米的鋼劍,而匈奴軍隊沒有這么好的鋼劍,他們只能使用性能不及鋼劍的短青銅劍;漢朝軍隊還大量使用鐵制的箭頭,而匈奴軍隊卻不能大量生產和使用金屬箭頭,他們的木箭頭殺傷力比不上鐵箭頭。漢朝軍隊的劍與弓弩具有技術優勢,對匈奴兵威脅很大,形成了?1?個漢兵可對?5?個以上匈奴兵的作戰優勢。事實上,漢朝仰仗先進的鋼鐵技術,增強了軍力,有效保障了農耕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歐洲近代鋼鐵發明為工業化強筋壯骨,助力西方列強擴張
歐洲人到?14?世紀才掌握生鐵冶煉技術,在?18?世紀發展了用焦炭煉鐵技術。之后,瓦特改良出新式蒸汽機。該蒸汽機是用木料和鐵件混合制成,木件要靠鐵件加固,如將木件箍成大桿件;汽缸和活塞之間的縫隙較大,熱效率低。19?世紀發明的內燃機對材料要求更高,對精度要求也更高。顯然,木頭、鑄鐵和少量鍛鐵難以從材料方面支撐?19?世紀的新工業革命。直到?1856?年,英國人貝塞麥發明了酸性煉鋼轉爐,歐洲才開始大量生產廉價的鋼。1879?年,英國人托馬斯發明堿性煉鋼轉爐,進一步提高了煉鋼能力。繼而,英國人馬丁發明平爐,英國藉此率先實現鋼鐵產量指數增長,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從而支撐了英國全球霸權。之后,德國大力發展鋼鐵技術,鋼產量超越英國,成了世界工業強國。到?20?世紀初,美國鋼產量超過德國成為競爭力強勁的工業大國。無疑,鋼鐵技術是西方國家謀求全球霸權的有力手段。
未來應更加重視企業這一技術創新中的主角
綜觀歷史,鋼鐵等材料技術的顛覆性發明和重大創新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實力的影響是深刻的和長遠的。發明家們和工程師們對全球工業化和現代化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角色在我國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這樣才能不斷增強國家的競爭力,贏得未來發展的優勢。我國企業應持續提高創新含量,爭取在世界科技創新型企業中爭取更多占比和更靠前的排名。這應該是我國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所必須努力的方向。
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驅動
為何依靠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數量追趕、規模擴張、要素驅動,中國產業完成了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而進一步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凸顯出來,例如:①數量缺口已填滿,而質量缺口凸顯。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現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1,鋼鐵、水泥等產量還超過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的總產量,但我國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水平有待提升。②產業體系大而不強,寬而不深,全而不精。我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產業體系整體上還處在價值鏈中低端。③要素驅動難以為繼。資本、勞動等要素條件和邊際產出發生改變,也就是生產函數發生變化,同時資源環境的硬約束持續強化,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同時,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因此,產業發展模式轉變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完成“華麗轉身”則關鍵要靠科技創新來驅動。
產業發展規律使然。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產業若要有競爭力就不能離開科技,否則將無立足之地。從智能制造、清潔能源,到生物科技、新材料、高端裝備,各個領域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產業業態滄海桑田。特別是,智能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智能制造模式,“黑燈工廠”“無人車間”方興未艾;新科技驅動的產業變革正在改變傳統制造業的基本生態,離開科技則產業變革無從談起。
國際競爭環境所致。從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態勢來看,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日積月累,已現“白熱化”。例如,美國聚焦在與中國科技“脫鉤斷鏈”,美式“小院高墻”的核心就是科技。美國提出要保持對中國科技領域的絕對優勢,認為占據這一優勢,美國就能在與中國戰略競爭中占據上風。所以,美國在產業供應鏈層面推動“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以降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作用,防止中國占據產業鏈高科技端、高價值端。由此可見,我國加快科技創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性、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中國發展要求驅動。我國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正闊步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2023?年?3?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我們要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余年的發展,我國在越來越多的科技領域從“跟跑”向著“并跑”“領跑”轉變,但短板依然突出。基礎研究比較薄弱、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以及科技人才激勵機制不夠健全等短板都亟待補足,以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如何依靠
更好地把產業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結合起來,建議從以下?3?點出發。
在戰略層面,要從技術追趕轉向構建局部領先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采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產業技術發展模式,更強調集成創新,實際是“跟跑”。而現在美國要與中國“脫鉤斷鏈”、與中國“切割”,也就是堵上中國的“追趕之路”。這就倒逼中國必須在一些關鍵領域建構自己的優勢。而短期內,我國還無法做到全面領先;未來要做到系統性超越,還需配合教育體系等全面創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可以遴選那些科技基礎較好的領域,如橋梁隧道、重型機械、清潔能源、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先進計算等,保持和爭取局部領先,爭取形成非對稱的反制。
在技術層面,要從終端產品集成創新轉向中間品創新。過去我國各領域產業主要以終端產品集成創新為主。例如,“華龍一號”核電機組、百萬千瓦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百萬千瓦水輪機、高鐵、工程機械、通信設備等終端產品,我國實現了全球競爭力,但是終端產品中的一些關鍵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工業軟件等,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短板,進口依存度較高。而這些中間品相對于終端產品而言,科技含量更高、產品迭代更快,不僅要技術上有創新,還要有商業上的可行性。中間品即使技術突破了,但性價比沒有競爭力,照樣沒有市場。在我國不少終端產品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情況下,聚力中間品創新已迫在眉睫。
在政策層面,要從鼓勵集成創新轉向鼓勵原始創新。無論是構筑局部領先優勢,還是中間品創新,都需要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都需要基礎研究、原始創新能力做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更好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推進科技創新,通過協同配合、系統集成,塑造科技創新新優勢。配套政策落地尤其是人才政策落地,是實現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
重視構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創新體系體制機制
重視自身成功經驗
如何構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創新體系體制機制,最現實的辦法就是向我國自身的先進成功經驗學習。中國最大的優點是具有統一的大市場,市場規模非常大就決定中國科技體制機制可以自下而上。例如,在統一大市場背景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機制下,深圳最開始沒有大學,也沒有研究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最快。
而且,中國其實也走在所謂的“無人區”,“從0?到?1”的創新也不是沒有成功經驗。例如:①松山湖材料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牽頭、廣東省科學技術廳指導、東莞市人民政府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的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目前正式啟動運行?5?周年,其目標定位為建成有國際影響力的新材料研發南方基地、國家物質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粵港澳交叉開放的新窗口。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布局有前沿科學研究、公共技術平臺和大科學裝置、創新樣板工廠、粵港澳交叉科學中心四大核心板塊,致力探索“前沿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產業技術研究→產業轉化”的全鏈條創新模式。松山湖材料實驗室闖出的這條路,就是典型的體制機制改革之路——從東莞的企業與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不斷需求供給交流互進中,從我國經濟發展大勢中,得到源源不斷的改革動力。②中國光伏產業。中國占有全球光伏組件?80%?的市場,光伏電子效率?26%?已經接近理論極限,在全世界遙遙領先。這一領域由中國人帶頭,沒有國外技術供給,是“從?0?到?1”的創新。這些成功的“從?0?到?1”的創新中都有很多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例如,政府對光伏產業的補貼等多方面支持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及優化國內外競爭和行業競爭等。體制機制改革不能紙上談兵或道聽途說,要看自身成功的經驗。③低碳集約。近?10?年來,中國人的錢包里已經漸漸“不裝錢了”,一部手機可以“走天下”,再加上導航等功能,人們的出行方式變得低碳、輕便、舒適。手機就是典型的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的功能集成、減少資源消耗的例子。20?多年前,中國科技人員出國交流還要大包小包帶設備、帶材料,而現在全部“集成到一部手機中”,這是通過科技創新的手段解決資源約束、環境困擾。手機所集成的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等,更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創新視角。再如上海洋山四期自動化碼頭,其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動化集裝箱碼頭,以智能化、數字化技術為現代物流賦能,低碳集約發展,極大減少了人工投入,提高了作業效率;其裝卸運輸、生產管理控制系統等均采用我國自主研發的智能系統,真正給中國制造裝上了“中國芯”。可見,中國自身的一些成功案例中已具有創新的體制機制,從而不斷生發出減少資源消耗集約化發展的創新舉措,這些均值得反復思考、不斷借鑒。
重視企業作用
在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知識創新體系中,大學、科研單位和企業各負其責,其中最關鍵的是擔當技術創新體系主體角色的企業。在我國,歷來把企業當成科研成果轉移的接收者,不把企業看成科研單元,這種觀念亟待改變。企業不能僅僅被理解為“生產車間”,而應該被理解為創新體系的主體。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創新體系體制機制設計的焦點,應該是改變過去對企業的認識。
中國?500?強企業的平均科研投入只有其總收入的1.8%,而全世界?500?強企業的平均科研投入接近?4%,科技投入差距明顯。科技研發投入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投入既要“有數量”又要“有質量”。在我國科研體系中,院士、“杰青”等精兵強將大都集中在大學、科研機構,集中在國家和各部門的重點實驗室,而在企業中的則少之又少。企業中仍然以技術人員為主,研究人員則很少。
目前,我國的人才還是單向流動為主。在發達國家,人才在大學和企業之間雙向流動是暢通的,在企業工作幾年再回大學當教授是家常便飯,但在中國這樣的“反向流動”目前很少。未來,對于“下海”幾年再回到研究所、大學任職的人員,如果我國政策上能夠在職稱評審等方面給予更合適安排,則將會非常有利于人才雙向流動。
不管是大學,還是科研機構,對于大多數科研人員來說,只有研究成果最終體現為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的時候,才真正有意義。所以,一定要形成以產業技術為主的科技文化導向。就信息領域而言,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大多不是產生在大學或科研機構,而是產生于企業。例如,晶體管、集成電路、圖形界面、智能手機、深度學習大模型等都是由企業研發的。我國的阿里、騰訊、百度等公司,在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方面也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截至?2022?年,計算機領域的圖靈獎獲得者共?72?位,其中有?18?位來自企業,獲得圖靈獎的大學教授?1/3?以上有企業工作經歷,而來自國家實驗室的圖靈獎得主極少。企業與市場最近,最了解市場需求,最了解“卡脖子”的問題所在。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關的國家科技計劃,企業應該是“出題人”,以及主要的“答題人”和“閱卷人”,這樣的科研計劃才能有的放矢,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目前,大學和科研院所基本上還是“圍著論文轉”,對科研人員的導向還沒有實現根本性的改變。只有當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真正把企業當成技術創新的主體,高質量發展才會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以技術創新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發揮自身豐富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實現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三大核心之一,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受益者。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不是利用資本與技術優勢,而是通過億萬人民的辛勤勞動而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依靠勞動等生產要素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特別是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之時。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從要素推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如何推動
具體而言,技術創新可以在?4?個方面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重大技術創新變革生產方式。重大技術創新,特別是顛覆式的技術革命,將對產業結構、企業組織形式、產品與服務形式等生產方式帶來根本性的變革。掌握新技術的企業更有可能搶占市場先機、擴大市場份額,而技術相對落后的企業會逐漸退出市場,這樣推動了經濟社會整體技術水平的提升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技術創新有助于中國經濟供給側的改革,有助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技術創新重塑中國經濟需求側改革。技術創新激發各種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從而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向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型轉化,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新技術可以創造出新的產品與服務,激發新的消費需求。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大數據可以識別消費者的個人偏好,并精準營銷,提供個性化產品與服務,更好滿足廣大消費者不斷增長與變化的個性化需要。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還可更快、更好地實現供需匹配,將供給側和需求側有機結合起來,促進整個經濟的良性循環。
技術創新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同時也在過去一段時期內造成了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中國經濟正在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通過開發并采用各種新的能源、材料、環保等技術,可以有效降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能耗、物耗和污染,減少碳排放,推動經濟綠色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技術創新提升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在過去40?年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比較充分地發揮了自身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提升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目前,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施“脫鉤斷鏈”,中國必須通過自主技術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推動中國經濟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增強中國在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韌性,保障中國的經濟安全與發展利益。
需注意的問題
毫無疑問,技術進步能夠極大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在大力推動技術創新的同時,也需要注意?4?個方面的問題。
關注被替代行業。技術進步會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催生新的行業與勞動需求,而一些行業的勞動不可避免會被機器替代。這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經濟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必須關注被替代行業的勞動者的勞動權利,幫助他們提升勞動技能,為他們爭取新的就業機會,盡量減少新技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穩定的沖擊。
縮小數字鴻溝。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由于存在數字鴻溝,那些擁有豐富大數據資源的產業與地區,其經濟發展速度快,在國民經濟份額占比將會提升;而那些在大數據資源相對薄弱的產業與地區,其經濟占比將會下降。因此,在數字技術創新過程中,需要發揮政府作用,盡量縮小數字鴻溝,加快落后地區與產業的數字化步伐,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義所在。
保證技術正當使用。需要規范新技術的使用,使技術成為有溫度的技術。新技術可以提升生產效率,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但是也應看到,如果技術被不恰當使用,也可能出現損害勞動者、消費者、小微企業權益的現象。例如,大數據平臺公司憑借其技術優勢,利用大數據殺熟,無償收集、保留并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平臺公司雖然為勞動者提供了靈活的勞動方式,但同時也使平臺勞動組織形式更加松散化,使勞動者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因此,在采用新技術時,必須有法律規范保障新技術被正當使用,使技術成為有溫度而不是冷冰冰的技術,保護勞動者、消費者、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的各種權益。
發揮市場機制優勢。推動自主技術創新特別是重大技術的創新,需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同時,必須在微觀層面上建立真正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科研機構和市場主體的創新積極性,挑選出最有競爭力的微觀主體,并保證稀缺資源的最有效利用。自主技術創新本身也需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作者:王一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李國杰,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洪永淼, 中國科學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耿涌,上海交通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編審:楊柳春,《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