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是中央深入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后作出的判斷和重要戰略部署。發展新質生產力與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息息相關。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而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想要回答中國下一步如何通過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需要從3個方面進行思考，即：新的技術從何而來，新的產業從何而來，以及中國下一步怎么走。

新的技術從何而來

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都處于農耕社會，以農業為主幾千年不變，產業單一的同時科技含量低，因此這個時期的人類大多處于貧困狀態。工業革命為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發展和進步。工業革命至今250多年的歷史，從經濟形態來看就是科技創新的歷史，或者說科技創新是歷史的主線。科技導向產業，而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新科技的產生對產業發展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影響。 科技會對傳統產業產生影響。以農業、林業為例，農業新機械、林業新設備的發明會提高行業的科技含量，為傳統行業創造新業態、新理念和新模式，同時也會使得社會對技術和傳統產業之間的關系的理解與之前大不相同，導向更多的技術發明和應用。 科技本身會帶來新的產業，新的發展。例如，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產生都是顛覆傳統的新產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

簡單地說，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就是一個沒有中斷過的科技創新、升級、再創新、再升級的過程。每一次技術的變革創新，產業革命，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其政治、文化等都會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這一點在我們對不同層面現代化的理解中可以體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指出，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所制約。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與現存的財產關系或者生產關系產生矛盾，就會導致社會革命時代的到來。因此，馬克思提出，經濟基礎的變更會導向并決定上層建筑的變革。對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理解有助于理解什么是現代化。從歷史和經驗的角度看，現代化可以被分為3個層面的現代化，即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和人的層面的現代化。產業革命首先指的是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實現經濟發展，而通過產業革命實現的經濟發展的影響會擴散到社會、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今天，人類社會已經開始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即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產業革命，也已經開始影響人類政治、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不管是中國政府以前提出的“互聯網+”還是現在提出的“人工智能+”，都說明這些新的技術和基于技術之上的產業已經成為當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基礎，發展因此可以理解成為在“基礎”上“做加法”。

科技進步在引領經濟發展的同時促成政治、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變化。這一點大家都具備普遍共識，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新的科技從何而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理解什么是科技入手。一般認為，我們日常所說的“科技”包含“科學”和“技術”兩個部分，兩者不同但緊密相關。其中，“科學”是通過研究基礎理論，發掘新知識；“技術”則強調將知識應用于實際，以實現產品發明服務人類生活。從歷史上看，有些技術是沒有經過基礎研究的“發現”，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西方近代的電和磁場，都是先有了技術再被人們發展成為科學，沒有經歷從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的過程。然而，自近代以來，應用技術的產生越來越依賴于基礎研究，往往是先有了基礎研究的突破才轉化成應用技術。在當代，除了已知的中西方技術和未來潛在的技術新發現，科技的發展更多依靠從基礎研究向應用技術的轉化。因此，基礎研究是當代實現科技創新的第一步?；A研究的成果有超前性特征，其重大突破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和經濟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可以說，一個經濟體的基礎研究水平決定了該經濟體是前沿經濟還是趕超經濟。將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是科技創新的第二步。而對這個第二步的轉化的投資往往風險極大，需要依靠有效的金融服務作為支撐。在西方，承擔這項金融服務的往往是風險投資；在后發國家，政府往往扮演這個角色。因此，可以說，想要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基礎研究、應用技術、金融服務“三位一體”是核心。我們可以把三者稱為賦能新技術發展的“三駕馬車”。

基礎研究、應用技術、金融服務三大核心的運作和發展還需要外部環境配合，其中包括人才環境、思想市場、營商環境的塑造。人才環境的重要性在于從人才到科技到產業這一環節中，人是第一位的。基礎研究產生的科學思想是由人產生的，相對論是愛因斯坦產生的思想，牛頓三大定律是牛頓產生的思想，諾貝爾獎背后對應的也是獲獎者個人和他們的思想成果。人才也是應用技術轉化的核心，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和任正非等企業家把基礎研究思想轉化成為應用技術。思想市場與人才環境的塑造是相輔相成的，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都需要一個思想市場，允許來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因差異化的存在而相互爭論、互相辯論，從而產生“化學反應”。只有產生“化學反應”的思想市場才會創造出新的思想，從而由新的思想導向創新。這一點從中西方歷史中可以找到豐富的例證。第一個例子是中國本身。隋、漢、唐時期的中國對外開放，推崇多元文化，河西走廊的暢通、陸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思想得以在中國實現交流共享，差異化的思想市場使中國實現了迅速的科技發展，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都發源于漢唐時期。宋朝時中國仍然保持開放，據劍橋大學李約瑟先生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研究，宋朝時期中國的科技處于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產生了活字印刷術等大量技術發明。但明清兩朝的統治者在對外政策上趨向于封閉發展，選擇了閉關鎖國，中國主動關閉了多元文化的思想市場，也因而失去了科技的領先地位。在歐洲先后開啟了海洋時代、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時候，閉關鎖國的中國失去了一個海洋時代，繼而也錯失了第一次工業化科技創新的浪潮[5]。第二個例子是蘇聯，二戰時期蘇聯是西方的反法西斯盟友，引進大量的西方技術。冷戰初期，蘇聯舉全國之力發展科技與西方競爭，一度十分強大。但在其選擇關起門來自己創新后，失去了多元思想碰撞的思想市場，創新動力逐漸枯竭，最終失去了和美國科技創新競爭的能力。當今的美國的強大在于其延續了二戰后大量開放吸引歐洲科學家，甚至是蘇聯、東歐科學家，與蘇聯競爭的政策。通過集中全世界的人才，在美國塑造多元文明文化沖撞的思想市場，強大的思想市場賦予其不斷產生原創性思想的動力基礎。美國也因此始終能夠保持科技創新的世界領先水平?；A研究的主體是集中在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人才，應用技術的主體是企業，金融服務的背后是金融機構，而營商環境則決定這些主體參與創新型技術培育的關鍵。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理解“三化”，以“三化”為依據優化當前營商環境才能提振市場主體創新信心。強調“市場化”意味著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給予企業足夠的發展空間?！胺ㄖ位睆娬{依法治理，以法治思維和法治理念優化營商環境。政府在法律的制定和踐行過程扮演著主體性角色，因此，要發揮政府在法治框架中的關鍵性作用，完善制度環境，避免頻繁變動的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市場主體降低對經濟發展的預期，并因此減少科技投資，降低創新積極性?！皣H化”強調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在開放的大環境下進行經濟發展。開放意味著容許和鼓勵海外人才、海外企業、海外資本在中國市場一同參與“從0到1”的原創性思想的培育和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的全過程。

概括地說，新的技術來源于基礎研究、應用技術、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的三位一體的發展。塑造開放的人才環境，打造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思想市場是培育“從0到1”原創思想、技術誕生的土壤。良好營商環境的營造是給予企業投資科創的信心和動力，積極推動應用技術轉化，促成新科技誕生的必備條件。

新的產業從何而來

在理解了孕育新技術所需的條件后，下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新的產業從何而來？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筆者認為理解“什么是現代化產業”“什么產業創造的是新質生產力”是賦能創新發揮引領作用的關鍵。概括來說，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并不是摒棄傳統產業，只注重于發展新興產業。創新帶來的技術升級呈現兩種形式，一種是同一產業內部的產品技術升級，一種是通過不同產業的轉型而實現的技術升級。無論是哪一種升級，這些科技賦予的附加值提升，都是新質生產力的一部分。因此，尋求以創新為基礎的新質生產力，不僅要探索創新帶來的新產業機遇，也要重視科技創新賦予的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這里要強調的是，不管是哪種類型技術提升，應用技術都是新產業形成、傳統產業升級的核心，一項新型應用技術的產生往往就會培育出一個新產業或是大大提升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而企業是實現應用技術轉化和應用的主體。

經驗地看，無論是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升級還是培育新興產業，在應用技術轉化方面，企業的核心地位必須得到確立。簡納韋在《在創新經濟中踐行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過去25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存在3個重要角色，即政府、企業和資本。其中政府負責基礎研究，企業主要負責應用技術，金融資本支撐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強調了企業在支持應用技術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事實上，企業在應用技術領域所發揮的核心作用是由應用技術的特征決定的。簡單地說，應用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技術轉化具有投資風險高、回報高的特征。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例，5G通信技術從一項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耗費了大量財力和物力，但在成功實現技術轉化后，華為成為全球提供5G通信端到端服務的核心廠商，5G通信業務也為其帶來了巨額收益。在西方產業發展的背景下，這種轉化是無法依靠傳統政府和傳統銀行實現的。對于政府而言，其收入來自納稅人，缺乏進行高風險投資的合理性；傳統銀行也不可能使用存款人的資金來承受巨大風險。因此，西方誕生了風險投資，由追求高利潤回報的企業負責應用技術轉化的投資，應用技術基本由企業主導。

專利產業化率常被用于衡量機構將專利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即將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的能力。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分別為56.1%、65.3%，分別比我國企業平均水平高8個、17.2個百分點。此外，據2023年9月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我國專精特新企業中民營企業的比例達到了95%左右。以上兩個數據充分說明了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轉化能力和其在培育新產業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中國下一步怎么做

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引領中國推動科技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概念。在任何國家，發展新生產力都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筆者認為，就中國目前的情勢而言，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至少必須具有以下抓手：致力于構建基礎研究、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的創新模式；堅持開放的大環境；推動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

構建基礎研究、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的創新模式

如前文所述，基礎研究孕育“從0到1”的原創思想，這是實現科技創新的第一步。如何發展中國的基礎研究，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吸引海外原創思想和技術?；A研究，致力于實現“從0到1”的原創性的思想和技術的創造[7]，它的提出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作為思想階段的產物，基礎研究是無法被封殺或是被某些國家所壟斷的。盡管中國近年來不斷加大基礎研究投入，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大部分的“從0到1”的原創性思想和技術發明都來自于西方國家，這一局面至今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基礎研究層面實現自主創新，應當是在開放環境下綜合運用最新的科研思想成果，應加大開放力度，深化我國與海外高校、科研機構等基礎研究相關平臺的國際交往。同時，在開放的基礎之上，允許多元思想的傳播，才能使世界范圍內的基礎研究成果有機會在中國轉化成為應用技術。加大我國自身的基礎研究力度。除了開放吸引海外的原創性思想和技術，加大我國基礎研究力度也是重中之重。強化基礎研究，首先要正確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事實上，很多應用技術來自于基礎研究的特點使得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緊密相連很難區分，因而導致了目前國內很大一部分被定義為基礎研究的研究實際上是應用技術。錯誤的區分使得大量人財物被投入到了“形而下”可以轉化為實際利益的應用技術而非“形而上”與實際利益無直接關聯的基礎研究。其次，要在明確界定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的基礎上，避免對基礎研究的過度資本投入。早期的基礎研究源自于人的興趣，如牛頓因蘋果從樹上墜落而產生了探索萬有引力的興趣，如今的基礎研究當然也離不開學者的興趣和他們對重大科學問題的使命感與好奇心。目前，基礎研究往往依托和產生于政府提供的平臺，如大學和國家實驗室等科研機構。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干預很少，而是通過國家實驗室和大學實驗室為科研人員提供研究平臺，這些實驗室承擔了大量基礎研究任務，為美國“從0到1”原創性思想的產生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政府應當避免由于對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的錯誤區分對基礎研究進行過度投入，而是減少政府干涉，致力于為科學家、研究人員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和自由追求科學前沿的研究平臺。

在注重發展基礎研究的同時，著力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實現，以促進應用技術發展?；A研究人員和技術轉化人員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基礎研究人員一般對資本不熟悉，技術轉化從業者對基礎研究不專業，而只有兩邊都懂的人才作為橋梁才能將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連接起來，真正推動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培育出新的產業。風險投資從業者就是這樣的橋梁，也是中國當前實現產學研一體化最稀缺的人才。事實上，中國大學體系現存的缺陷導致了我國大學沒能承擔培養既懂技術又懂資本的人才的責任。從實用主義者的角度看，當前我國提供的大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現實脫節的。在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不斷發展變化的趨勢下，大學的核心課程設計卻幾乎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這導致學生學的專業知識到畢業的時候大概率已經過時了，大學培養出的高績點學生卻缺乏科技創新、商業洞察的能力。這一點，可以借鑒美國，美國在很多大學中提供“工業工程與管理”等類型的課程，借此培養一大批既懂技術，又懂金融的人才。這批人才積極活躍在風險投資界，對美國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因此，要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實現，對我國現存大學體系的改革是一個關鍵點。此外，要重視國家實驗室、工業實驗室在實現產學研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向企業開放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是基礎研究的搖籃，而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離不開企業。當前，我國的工業實驗室大部分是國有的，現行政策中這些實驗室基本不對民營企業開放。這使得理應在應用技術轉化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企業卻無法接觸到最新的基礎研究進展，妨礙了產學研一體化和創新的步伐。因此，應當考慮如何改革實驗室管理規則，讓國家實驗室與民營企業實現“國民”融合，讓國家實驗室更好地服務于技術轉化和創新型新興產業培育。

金融服務也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領域。這里的金融服務包含國資、民資的金融服務，也包含國內和國際的金融服務。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都需要金融服務的支持，而金融服務中最重要的就是風險投資體系。風險投資在二戰之后在美國率先興起，可以說是當代經濟金融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在集中民間閑散資金投入風險高、回報率也高的項目的同時，美國政府采取減稅、建設科研中心和科技園、提升科研相關撥款額度、設立風險投資基金等形式支持了為科技創新提供資金的風投模式的發展，也進而支持了基礎研究的開展和應用技術的轉化。我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其金融市場發展卻始終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速度，金融市場仍然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我國的金融發展以服務實體經濟穩定為主，雖然近些年來各地國有企業以及各個地方政府在嘗試通過產投母基金等形式發展中國的風投體系，但始終零散未能形成系統的風投體系。事實上，金融風投的發展應該給予民營資本更多空間。國有企業主管的任期一般比較短，而風險投資一般為中長期投資，投資期限為8—15年甚至更久，現任主管即使投資也無法在任期內收到回報，以致國企往往缺乏從事長期風險投資的動力。再者，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屬性也使其缺乏從事高風險投資的合理性。因此，開放民間金融是關鍵一步。

堅持開放的大環境

中國基于科技進步之上的經濟增長是在開放狀態下實現的[9]。實際上，正如上文所強調過的，科學技術創新進步的本質是開放。如果不開放，再強大的科技最終也會走向落后。只有保持開放，實現基礎研究、應用技術、金融服務的互相配合，才能確保技術創新在各個節點的發展暢通，使技術創新進入一個良性循環，最終得以憑借技術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創造新質生產力。今天，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在高科技領域實行“卡脖子”“脫鉤斷鏈”，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甚至是單邊開放。近來，我們在簽證方面已經實現了單方面開放，需要在這個基礎之上，把單方面開放擴展到更多的領域。

推動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我們繼續深化推動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在構建區域大市場的基礎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涉及各個區域產業的發展問題。從國家整體產業經濟發展層面考慮，產業強烈的地區性特征無論是對產業內部的技術升級還是整體產業的升級都會造成阻礙。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包含產業層面的融合發展，才能更好地推動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其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有利于資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有利于擴大市場規模。

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不僅可以提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的資源要素流通效率，也會增強國內東西部地區，以及國際國內層面的要素有效配置。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層面，產業的地區性特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政策阻礙導致同一區域內不同城市之間經常陷入經濟惡性競爭，資源浪費現象時有發生。各地政府設置相似的新興產業發展目標導致類似的競爭性政策出臺，搶奪同一批人才、資本和企業，要素配置效率被大大降低。各地政府陷入“經濟內卷”，本應投入產業創新升級的政策支持被浪費在了區域同質化競爭。在這些區域實現產業融合，可以有效避免資源浪費，將發展重心更多投入于技術創新。在東西部產業發展層面，東西部地區擁有不同的資源要素稟賦，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土地資源、自然資源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東部地區則在資本、技術和管理方面具有優勢，東部地區迫切需要創新型新興產業帶動整體產業升級，西部地區也缺乏產業發展機遇。區域一體化發展可以推動東西部地區形成合理的勞動分工，產業協作，實現東部地區通過培育新興產業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西部地區依托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國際層面，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試圖在科技領域對華封鎖，給中國培育創新型技術和產業帶來了極大的外部挑戰。通過實現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外循環，確保生產、資源要素國際層面流通便利，在緩解中國企業面臨的外部壓力的同時，可以使中國得以利用國際市場的人才、資源助力國內市場的新技術、新產業培育。

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可以嘗試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推動跨區域協調體系建設。諸多國際層面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東京灣、舊金山和紐約等世界級灣區都成立了大量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協調機構，用以暢通灣區間的產業合作，要素流動。當前，長三角地區在跨區域協調方面已經成立了一體化示范區理事會、執委會、產業聯盟等機構解決跨區域要素流動障礙問題，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嘗試。此外，還需要推動建立各個功能領域的協調機構。同時，應當重視企業和社會組織在跨區域協作中的作用，在部分領域將企業和社會機構作為推動產業一體化發展的主體。通過市場化改革，建設區域和全國統一大市場。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以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為核心的制度型開放，這些制度性要素也是實現共同市場的基礎。應當將協調統一的規則、規制、標準應用到區域各個城市之間，促進城市、區域間的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協作。區域產業的協調發展可以為產業創建更大的市場規模，更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更大的發展機遇，可以促使市場中的經濟主體增強創新動力，推動產業創新。以勞動分工為基礎深化中國的沿邊開放。中國應當綜合考慮國內和周邊國家的比較優勢，并以比較優勢為基礎與周邊國家進行勞動分工，推進有效的沿邊開放。中國可以更多考慮將部分產業鏈、供應鏈延伸到東盟等周邊地區，通過中國企業在當地修建工廠等形式為當地創業就業，暢通國內和周邊國家的要素流通。就沿邊開放而言，可以參考美國的政策。美國南邊的墨西哥和北邊的加拿大，兩國的經濟中心都在靠近美國的邊境，三國通過沿邊開放合作成功把邊境從經濟邊緣發展成為了經濟中心。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14個，如果能夠將周邊區域轉型成為經濟中心，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要素流通便利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國內的生產效率，助力國內產業的創新轉型升級。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徐蘭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編審：楊柳春；《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