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能源是美國“霸權護持”的必爭領域。石油危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均高度重視謀劃能源戰略，先后尋求國家能源安全、能源獨立及能源主導，這些在確保能源供應和維護全球領導地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拜登政府能源政策既繼承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清潔能源路線，又對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能源政策進行了大幅調整。同時，受氣候治理、經濟發展、科技革命及地緣政治等復雜因素影響，美國能源戰略還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和自身特點，將能源與氣候安全緊密關聯，作為國家最為優先的核心事項之一，內外并舉積極推行清潔能源革命，以實現對“碳中和”時代全球能源治理和技術創新的重新掌控。根據白宮發布的《美國國家創新路徑》報告，美國采取一系列舉措，從技術研發示范、產業制造部署、公私部門合作、組織改革等多個維度，全面推進構建清潔能源戰略政策體系。本文解構美國清潔能源戰略構建邏輯和實施路徑，以期為我國新時期能源革命與能源安全相關政策部署提供相關參考。

研究問題與研究框架

研究問題

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能源戰略的演變規律和發展動向，有學者對比梳理了不同階段美國能源政策的要點、變化和規律，闡述了拜登政府的能源主張、戰略特征、未來趨勢和主要影響，并提出了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我國的應對策略。已有研究較為全面地揭示了美國清潔能源戰略布局，并基本達成了共識。這些研究指出，該戰略體現出政黨博弈的偏向性和周期性規律，以及新階段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導向。然而，現有研究以介紹評述和案例剖析為主，多為節點性的零散報道，專題性深入分析較少，且鮮有從政策變遷的動態視角討論美國推進清潔能源的戰略轉向、制度變化以及部署調整，對戰略布局規律刻畫尚不清晰。鑒于此，本文系統分析美國清潔能源政策體系的戰略邏輯和實施路徑等規律，為學術界和管理界提供相關參考。

研究框架

本文按照宏觀戰略—中觀架構—微觀結構的“3MS”分析思路，在文本內容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政策范式理論，設計美國清潔能源戰略政策的研究框架。政策范式概念由彼得·霍爾提出，指一個由多個標準和理念組成的政策分析框架，用于描述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主體關于問題識別、目標設計、工具選擇等認知和知識，其理論主要用于研究政策變遷，對于感知、理解和應對當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根據政策范式理論，學術界通常認為政策范式由政策問題、目標、工具及治理機制等要素組成。一般來講，政策目標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并與政策問題緊密關聯，故本文選取政策目標、治理機制、政策工具三要素，從系統論整體視角建立宏觀—中觀—微觀的邏輯鏈條，深入解析美國清潔能源戰略政策體系（圖1）。

具體來看，在宏觀層面，梳理總結美國政府的戰略布局，厘清清潔能源政策方向、基本動向及主要目標等情況。在中觀層面，挖掘“政策設計—制定—部署—保障”的作用機理，厘清美國清潔能源戰略的推進機制。在微觀層面，收集總體和細分領域各類相關政策，進一步從政策要點和特征中總結歸納出公共投入、資源配置、激勵機制等政策工具，以客觀反映美國清潔能源政策實施的具體路徑。

宏觀層面：美國清潔能源戰略整體布局

系統收集了2021年1月20日—2023年10月30日白宮公開的總統行政命令、公告、聲明、會議講話、新聞報道等，以及美國能源部、交通運輸部、環境保護署、國防部、農業部等機構發布的能源與氣候相關政策，總結提煉當前政府政策戰略宏觀部署。

政策基調

通過語義挖掘、高頻詞識別和社會網絡分析，以關鍵詞為節點，美國能源政策可聚類為科技創新、供應鏈、基礎設施3個團體網絡。其中，科技創新主題包含清潔能源、清潔技術、基礎研究、科技創新、商業化、減排等關鍵詞，這與美國強調基于科學研究以解決能源與氣候問題的戰略導向相符。供應鏈主題包含供應鏈、先進制造、產業安全、清潔能源經濟、競爭力、就業等關鍵詞，說明提升供應鏈韌性，尤其是重塑清潔能源供應鏈為美國當前戰略要點。拜登上臺以來，多次簽署關于確保強化供應鏈韌性、提高美國制造競爭力的行政命令，極大推動了全球清潔能源競賽。基礎設施主題包含電網、韌性、電網現代化、電池、充電設施、儲能、能源效率等關鍵詞，表明加快清潔能源基礎設施部署與改造是美國投資重點（圖2）。

總體來看，美國將能源與氣候問題視為施政的核心議題，清潔能源是調整最為明顯、預期最高以及中長期重點部署的戰略方向。表1列出部分清潔能源政策。

戰略調整主要方向

在語義基礎上，從政策演化規律進一步歸納美國清潔能源戰略部署的內在邏輯。一方面，拜登政府沿用民主黨的一貫主張，繼承和發展了奧巴馬政府時期以清潔能源為主的政策路線，推行清潔能源優先戰略；另一方面，借鑒特朗普時期油氣政策手段，結合美國現階段發展困境，推進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供應鏈體系，尤其在關鍵礦產、電池、儲能等領域。早在競選期間拜登便推出“清潔能源革命”的政治主張，目標推動前所未有的清潔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實現2050年100%清潔能源經濟的目標。就任后，拜登相繼簽署一系列重大改革文件，將能源與氣候問題緊密關聯且一體化部署，其戰略動向主要如下：

將氣候問題上升至“國策”新高度，重塑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地位。《關于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提出“將氣候危機置于國家安全與外交的中心”，強調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和嚴峻性，確定了以氣候安全為核心的施政方向。

系統謀劃頂層設計，將清潔能源作為解決氣候全局性問題的核心。相繼出臺“2050年凈零排放戰略”“國家氣候戰略”“國家適應性戰略”等政策，明確氣候行動路線圖，制定2030年減排50%—52%、2035年實現電力部門零排放、2050年前凈零排放節點目標，以及近、中、遠期關鍵舉措，全面采取變革型行動部署低碳技術，從而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

把“綠色新政”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框架，同步推進能源與氣候政策部署。近3年，美國先后頒布《兩黨基礎設施法案》（以下簡稱“BIL”）《芯片和科學法案》（以下簡稱“CHIPS”）《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以下簡稱“IRA”）等綜合性政策推動“投資美國”重大議程，在能源、國防、工業、交通、建筑、生態、農業等領域，垂直一體化實施全方位、多領域、跨部門的“綠色新政”，試圖扭轉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關鍵領域的落后地位，并主導重構國際能源與氣候新秩序。

戰略部署主要目標

全面布局推動清潔能源技術創新。確保在清潔能源技術、制造業和創新方面保持全球領先地位。聚焦支撐“碳中和”目標的顛覆性關鍵技術，敦促美國能源部、國防部等機構加強長周期技術研發投資，并適度開展超前研究。加快新興前沿技術的早期支持和示范，利用BIL、IRA法案持續提供大規模創新資金，激發創新主體活力為商業部署奠定基礎。通過政府購買、財政補貼、稅收支持及技術推廣等多元化舉措，加速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新興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商業化部署。

著力構建自主彈性產業鏈供應鏈。以全政府方式構建美國主導的供應鏈。根據《關于美國供應鏈的行政命令》，白宮組織開展為期百日的供應鏈風險審查，成立“美國供應鏈中斷工作組”，制定重建生產和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鏈可持續性、加大政府采購和支持力度、強化國際貿易規則、加強盟友伙伴合作等一攬子舉措。對內，美國能源部首次發布《美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供應鏈保障戰略》，評估提出11項能源關鍵技術供應鏈和2項交叉主題合計13項領域的62項行動建議，美國國防部發布《確保國防關鍵供應鏈安全》重點解決儲能和電池工業基礎脆弱性問題。對外，通過價值認同、友岸外包等形式拉攏盟友重塑美國主導的產業秩序，推動高端精益生產回流和低端制造轉移，并鼓動供應體系“去中國化”。

加快清潔能源基礎設施部署。面向100%清潔能源的新型基礎設施貫穿了美國戰略布局。自2021年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強調加快“新基建”進程，歷經多次磋商最終達成總額超過2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作為拉動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其中，能源與氣候投資達到歷史新高，通過BIL、IRA法案分別將提供超過620億美元、3 690億美元，僅在2022年8月16日—2023年3月31日，美國規模儲能、太陽能和風能及制造工廠等新基建投資達1 500億美元，相當于2017年—2021年清潔電力投資總和。

綜上，從宏觀部署來看，美國將清潔能源戰略作為解決能源與氣候問題的核心，通過制定凈零排放路線圖和實施“綠色新政”，著力構建全球領先的研發創新體系、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綠色低碳的新型能源基礎設施。

中觀層面：美國清潔能源戰略的推進機制

深入改革強化戰略決策制度

近年來，美國政府持續深入改革能源與氣候治理機構，建立歷史最高規格的保障機制，并堅持以科學方法支撐國家戰略決策。

改組綜合治理專職機構。修復氣候領導機制，恢復內閣級總統氣候特使，負責領導氣候外交政策，正式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責范圍。在美國聯邦政府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內設臨時組織——氣候變化支持辦公室，將氣候作為外交和國際合作的關鍵要素。任命國家氣候顧問，掌管國內氣候政策與實施。建立跨部門協調協商機制，成立“國家氣候特別行動工作組”，全面組織協調氣候政策的部署與實施。完善監督管理機制，設立“白宮氣候政策辦公室”，開展政策決策與評估。由此形成國內國外相結合、咨詢—決策—實施—監督全環節的管理體系。

完善科技決策組織結構。重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將能源作為優先議題之一。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成立專門的能源團隊，領導并協調推進能源供應鏈清潔、安全、可持續轉型。組建跨機構的“氣候創新工作組”“凈零變革者倡議工作組”，以評估指導變革性技術創新投資，研究確定優先創新事項，追蹤技術創新進展。

發揮戰略咨詢支撐作用。利用多層級戰略咨詢體系以保證公共政策的科學化、合理化，并作為政策研究、實施、執行、評估等全周期的重要因素。通過比對分析發現，美國總統令、法案及政策都充分借鑒了戰略咨詢的結果。除了內閣級的專家咨詢團隊，以及國家實驗室、大學、智庫等機構，美國還充分利用了各政府部門內設的咨詢機制。比如，美國能源部政策辦公室組織科技、政策及行業企業各類專家，發布咨詢報告，提出加速經濟全領域清潔電力安全和快速擴張的行動建議，以及清潔能源關鍵技術的商業化路徑。

縱深推進優化科技創新組織

美國從技術生命周期全鏈條角度，對創新活動的管理架構進行大幅調整優化，旨在通過科技領先地位和源頭創新優勢繼續維持能源主導地位。

重組基礎研究管理機構。在美國能源部任命一位科學與創新副部長，管理多個能源應用辦公室和17個能源領域國家實驗室，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開發活動的組織進行結構重組和資源集聚，繼續推動核心科學探索及創新任務，確保在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方面的競爭優勢。

革新應用創新科研管理。新設立一位基礎設施專職副部長，專注于清潔能源創新方案的部署應用及基礎設施的升級改造，確保美國走在新興技術應用的前沿。一方面管理多個應用項目貸款辦公室，為技術部署提供多元化、可持續的創新資金。另一方面聚合力量組建4個新成立的清潔能源專項辦公室，作為BIL、IRA清潔能源投資的專職管理機構。其中，清潔能源示范辦公室主要示范推廣應對氣候挑戰所需的新興技術，填補美國能源部在推進凈零關鍵技術創新方面的職能缺位；電網部署辦公室主要執行“建設更好電網倡議”，促進電網和重要發電設施的現代化升級；州和社區能源項目辦公室的目標是加快清潔能源技術的全國部署，降低能源成本、創造高質量就業；制造和能源供應鏈辦公室旨在建設有彈性清潔制造的本土工業基礎。

探索多樣化組織模式。組建了一支實體化的清潔能源團隊，從美國能源部各相關辦公室的技術和政策專家中遴選骨干人員，推進應對氣候危機前沿技術的研發、示范和部署。通過技術轉型辦公室、先進能源研究計劃署（ARPA-E）的多種主題計劃，組織清潔能源技術從概念到應用開發的全周期研發創新。

構建全政府科研管理網絡。在以美國能源部為核心的基礎上，還建立多部門共同參與的“大外圍”創新網絡，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聚焦電池制造和關鍵原材料研究，美國商務部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支持海上風能戰略，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專注于戰略礦產，美國交通運輸部推動電動汽車和電池制造、回收等。

多措并舉營建公平轉型環境

美國把清潔能源作為緩解社會矛盾、解決就業等實際問題的重要切口，大力推動聯邦政府、機構、地方、企業及民眾廣泛參與。

加強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分工合作。明確提出發揮政府公務部門減排榜樣作用，到2030年實現100%無碳電力，其中清潔能源本土供應至少達到一半。根據白宮官方公布數據，“投資美國”議程帶動了企業在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方面的投資，私營部門宣布投入已超過6 100億美元（達到公共投資的2倍以上）。

創造就業，營造全社會參與的濃厚氛圍。通過“美國制造與就業計劃”，投資1 000億美元支持勞動力梯隊培育與權益保護；成立煤炭和電廠社區與經濟振興跨部門工作組，設立專項資助廢舊礦區的清潔化改造，確保為傳統礦區和能源地區的經濟振興及工人技能培訓提供保障。

推進環境正義，促使治理成果惠及弱勢群體。將環境正義作為優先事項，設立白宮環境正義辦公室，發起“Justice 40”倡議，確保至少40%的聯邦氣候政策投資流向歷史上處于不利地位和負擔過重的社區。成立首個全國性環境正義投資項目——“溫室氣體減排基金”，設立200億美元清潔能源“綠色銀行”，啟動“全民太陽能”零排放技術行動計劃，為低收入和弱勢社區的技術項目提供資金資助。

綜上，美國采用了全政府、跨機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模式，從戰略決策、組織優化、公平轉型3個方面，構建了邏輯清晰、作用緊密、相互交織的清潔能源舉國推進機制（圖3）。

數據來源：根據美國公開資料整理。其中，NSF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EERE指美國能源部可再生能源與能效辦公室，SC指美國能源部科學辦公室，FECM指美國能源部化石能源與碳管理辦公室，NE指美國能源部核能辦公室，AI指美國能源部人工智能辦公室，AMO指美國能源部先進制造辦公室，OCED指美國能源部清潔能源示范辦公室，LPO指美國能源部貸款項目計劃辦公室，OTT指美國能源部技術轉型辦公室，GDO指美國能源部電網部署辦公室，CESER指美國能源部網絡和能源安全及應急響應辦公室，SCEP指美國能源部州和社區能源項目辦公室，FEMP指美國能源部能源管理計劃辦公室，MESC指美國能源部制造和能源供應鏈辦公室

微觀層面：美國清潔能源戰略的實現路徑

美國將技術創新作為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核心路徑，采取歷史性大幅投資、跨機構協調和公私部門合力等形式，以及強化執行落實的態度，推動構建更經濟、更可靠和更清潔的能源系統。

研判提出關鍵技術問題和清單

面向國家宏觀戰略，從橫向比較國家競爭力、縱向評估關鍵技術重要性，不斷凝練挖掘戰略性、變革性、儲備性、支柱性多類科技問題。

圍繞清潔能源產業和技術供應安全，總結若干戰略必爭技術清單。啟用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增強5種關鍵清潔技術研發和制造能力，《美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供應鏈保障戰略》評估確定11項關鍵技術以及商業化競爭、網絡安全2項交叉主題，《2035關鍵原材料清單》確定13種戰略性原材料。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的《2024年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明確將清潔能源發電和儲能技術列入其中。

圍繞凈零排放核心技術，凝練凈零變革性技術清單。“凈零變革者倡議工作組”評估提出電力、工業過程、交通、建筑、農業及碳去除六大領域的37項變革性技術清單。

圍繞能源結構轉型，研判提出具有高成長潛力的儲備性技術清單。如地熱能、直接空氣碳捕集、核聚變及多能流綜合能源系統等技術。

圍繞主要節點目標，梳理擴大清潔能源制造能力的支柱性、基礎性技術。包括太陽能、風能相關電機、器件、電網、輸配電等技術。

通過文本分析，梳理出以上4類共計38項關鍵技術清單（圖4），結合相關技術部署方向，可歸納為清潔制造、清潔能源與電力、脫碳三大跨領域技術群。其中不少技術具有多個屬性，如清潔氫能主題涉及戰略性、變革性、儲備性技術（圖4）。

規劃引領明確技術創新路線圖

近年來，美國密集發布多個能源細分技術的發展路線圖，尤其是氫能、海上風能、電池、關鍵礦產等戰略競爭領域。主要做法有以下5個方面。

系統梳理當前產業基礎現狀、障礙、技術挑戰及國際趨勢，由主管部門制定綜合性戰略，明確發展路線圖。《美國國家鋰電池藍圖2021—2023》提出了構建本土鋰電池供應鏈主要目標和關鍵行動，明確指出要擺脫對中國稀土等資源的依賴。

組織國家實驗室、大學、研究中心、產業聯盟等戰略力量，闡述關鍵技術的戰略價值，并提出相應的行動建議。國家能源技術實驗室研究發布《加速實現清潔經濟氫能未來——化石能源的作用》報告，提出加強氫能技術開發與生產應用相關建議。

明確技術創新關鍵領域及研發需求，制定研發示范及部署具體舉措。《工業脫碳路線圖》提出5個碳密集型重點行業（鋼鐵、化工、食品、煉油和水泥）實現凈零排放的關鍵要點及研發和示范行動計劃。

重新定義創新價值鏈，進一步細化并延長技術創新鏈條。《國家清潔氫能戰略和路線圖》詳細制定制—儲—運—用全價值鏈的近、中、長期時間任務表。

面向產業發展，研究提出了關鍵技術示范應用與商業化部署路徑。目前，美國針對清潔氫能、長時儲能、先進核能、碳管理、工業脫碳、虛擬電廠6個新興領域發布“商業化擴張路徑”報告，為公共和私營部門創新投資提供了決策指導。

需求導向推動價值鏈研發攻關

美國對科研攻關路徑進行改革創新，通過前沿技術探索、大規模示范、協同攻關、跨周期計劃、激勵項目等形式，推動研究、開發、示范和部署（RDD&D）全鏈布局。

推動顛覆性前沿技術探索。一方面擴大經費來源支持基礎研究，CHIPS撥款679億美元支持美國能源部“未來科學計劃”，IRA撥款15.5億美元資助國家實驗室重大科學基礎設施改造。另一方面設立多個新的顛覆性專項計劃支持預研研究，美國能源部設立“先進計算科學發現”項目支持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新興技術開展復雜系統科學模擬研究，在ARPA-E設立SPARKS專項計劃加速高影響力、顛覆性技術創新范式變革，設立前沿技術基礎研究青年專項培育梯隊人才。

強化技術示范應用的持續規模化支持。其最為典型的舉措，就是美國首次設立建制化長周期的清潔能源示范專項，包括：由OCED辦公室直接管理BIL撥付的215億美元大規模商業可行性研究資金，重點支持清潔氫能、長時儲能、先進核反應堆、碳管理、工業脫碳5個新興主題，以及礦區清潔轉型、弱勢地區能源獲取2個公平轉型項目；GDO辦公室負責管理BIL撥付的170億美元“電網現代化”改造資金，以促進全國范圍內高容量輸電網絡的建設和升級，并提高配電系統的靈活性和彈性。

集中力量開展近中期緊迫問題協同攻關。啟動系列化“能源攻關計劃”（Energy Earthshots），匯集多研究人員、多學科團隊建立協作科研工作組，推行國家實驗室基礎研究和大學團隊跨學科研究兩種機制，在未來10—15年突破能源若干領域關鍵挑戰。建設國家電網儲能研發中心、能源攻關研究中心等科研集成平臺，新建北美大學電網技術研究聯盟、成立無碳工業電氣化過程研究所，推動跨部門研究合作。此外，投資建設區域綠氫樞紐、碳捕集基礎設施等多個產業創新集群，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以更大力度支持長周期跨階段研究。加速從概念、試驗、開發、示范到應用的進程，并在創新周期中及早發現問題、彌合差距。通過新興技術創新計劃、技術商業化基金、工業減排技術計劃等項目，利用多種跨部門方法加速清潔制造的全套技術開發，通過技術創新應對市場風險挑戰。利用小企業創新與技術轉移計劃、Scale-up主題計劃重點支持變革性技術研發，加速孵化具有商業應用潛力的技術。此外，美國還著力部署循環回收產業和技術創新，設立電池二次利用、稀土等關鍵礦產回收、清潔組件回收等多個研發項目。

設立多個競爭性研發激勵項目。鼓勵科研界、產業界提供新興問題的創新方案。例如，“鋰離子回收獎”支持企業開發和示范鋰離子電池回收技術，“直接空氣碳捕集商業化和預商業化獎”支持碳捕集突破性技術研發和商業孵化，“先進關鍵能源基礎設施制造技術（MAKE IT）獎”支持關鍵清潔能源技術組件的國內制造等。

以美國百日審查認定存在供應風險的電池領域為例，在“投資美國”議程框架下，聯邦政府統籌制定技術發展路線圖，美國能源部和國防部相繼確定關鍵研發方向，確定該領域利用BIL、IRA等資金推動全鏈條創新。具體包括：上游的鋰、鈷、鎳等原材料提取，中游的電極材料、新興電池和組件制造技術，以及下游的電動汽車、電網儲能、可持續航空電池等領域應用，并支持循環回收技術（圖5）。

高效集成發揮各研究力量優勢

美國強調在清潔能源轉型中要充分利用龐大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和世界一流的科學資源優勢，發揮國家公共、私營機構、產業企業等主體動力。

保障美國能源部的核心主導地位。采用多層次多類型資助計劃，推進清潔能源創新技術的發現、開發、示范、部署和規模擴大。

發揮戰略科技力量的主力軍作用。未來5年將向國家實驗室提供60余個資助項目，研發經費總額超過350億美元，充分利用其豐富的科學、技術、計算、工程和其他專業知識加速基礎科學研究。

高效集成各聯邦機構的研發力量。協調美國能源部、交通運輸部、國防部等持續優化政策，共同推動大學、研究中心、技術聯盟、孵化器等開展跨領域銜接合作。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作用。通過科技投融資、技術引導以及競爭性資金等，支持科技企業加速技術產品和服務的轉化，并吸引私營機構的接續支持，促進新興技術的應用推廣。

加強國際科技合作。與多個國家建立清潔能源雙邊或多邊合作關系，啟動“凈零世界倡議”項目制定和實施可操作的技術和投資路線圖，主導建立“可持續礦產聯盟”和“礦產安全伙伴關系”，提高凈零能源系統轉型的速度和規模。積極參與或發起國際清潔能源科技合作，如“先行者聯盟”和“清潔能源技術示范挑戰”項目等。

從微觀路徑來看，美國系統梳理關鍵技術清單、制定技術創新規劃、采用多種針對性攻關機制，匯聚了國家實驗室、科研機構、大學、企業，以及國際合作等多方面資源，共同形成了脈絡清晰的全周期、多主體創新生態。

中美清潔能源戰略政策比較

總體來看，新階段美國全面向清潔能源戰略轉變。國家決策部門明確將其作為解決氣候治理、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問題的核心舉措，強調以科技創新為抓手推動實施一系列政策改革，不斷完善覆蓋戰略決策、咨詢、管理環節，以及全社會參與的舉國推進機制，建立了從關鍵問題到技術方向、從戰略需求到技術路線、從源頭創新到應用示范、匯集國內外各類力量的實施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戰略穩步推進，呈供給側多元清潔、消費側綠色低碳、技術鏈自主可控、產業鏈完整齊備、國際合作務實高效等特點，尤其是清潔能源量質齊優發展，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首次超過火電，“新三樣”成為出口新增長極，并占據全球清潔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能源市場深刻比對，國內外能源安全風險復雜嚴峻。

我國情況。長期以來經濟增長呈粗放式、高能耗特點，高質量發展和實現“雙碳”目標，對能源革命的深度、廣度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我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基本面不會變，能源需求剛性增長與環境制約并存；另一方面，清潔能源產業快速擴張，但仍存在低端產能過剩、高端制造不足的問題，并網、輸出、消納、調峰等壓力陡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

國際情況。以俄烏沖突為代表的大國博弈推動國際能源貿易大洗牌，能源安全內涵深刻變化，各國高舉“碳中和”轉型與能源安全優先策略，將清潔能源制造作為掌控能源市場主動權的核心，戰略性原材料、新興產業、先進技術和設備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我國面臨的資源“武器化”、技術“卡脖子”等風險日益突出，而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技術圍堵”和“斷鏈脫鉤”常態化、極端化。

中美對比。我國在推進清潔能源產業發展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缺少統領全局發展的宏觀政策綱領。我國清潔能源產業涉及領域廣泛，包括傳統的勘探、生產、發電、輸配、應用等環節，以及儲能、電池、電網數字化和碳捕集、利用和儲存（CCUS）等諸多新興領域。美國政府明確清潔能源的戰略導向，出臺了整體層面和細分領域具體政策，目前我國已經發布可再生能源、氫能等領域專項規劃，但缺乏統一的清潔能源協同發展整體規劃。戰略決策體系有待完善。受能源管理體制、能源結構等因素影響，相對于美國體系化的戰略決策推進機制，我國清潔能源相關政策部署存在條塊分散、割裂甚至壁壘等情況，且相互銜接性不強，導致政策落實不到位、不徹底。技術創新研發體系有待健全。清潔能源創新路線圖、施工圖不完善，尚無整體層面的研發計劃，地熱等部分技術路徑不明確；由于我國煤、油、氣、電、網等子系統相對獨立，跨領域聯合攻關協作不緊密，存在研發平臺、資金等要素重復投入的問題；創新主體主要依靠國企央企，私營企業自主創新意識不強，在產業鏈創新鏈中的作用有限。

健全我國清潔能源政策體系的對策建議

當前我國正處于深入推進能源革命的關鍵期，高質量實現“雙碳”目標迫切需要大力營造清潔能源創新生態，結合我國發展實際和美國相應經驗，建議從以下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清潔能源政策體系。

繼續強化能源系統清潔轉型的戰略導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對氣候變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等國家立法修法中強化清潔能源優先的戰略地位和約束機制，在符合經濟和生態效益的前提下，加快推動清潔能源技術和產業規模化部署。加強頂層設計，及時更新并完善新時期能源革命行動總體規劃，將能源清潔轉型嵌入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全領域。深化能源安全內涵，將科技自立自強、供應鏈自主可控作為能源政策的重要內容。

建立健全清潔能源戰略推進體系。按需設立專門的協調與推進機構，優化跨部門跨領域科學決策機制，并注重發揮戰略咨詢體系的支撐作用。充分發揮好政府在核心技術攻關中的引導作用，從技術全周期角度，有針對性地強化清潔能源創新活動的組織管理結構。營造全社會參與的良好氛圍，加強技能型和專業型人才教育、培訓，積極引導各類社會創新資金投入。

一體化建構清潔能源創新生態體系。聚焦“雙碳”目標、高質量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戰略，凝練出戰略性、緊迫性、儲備性等多種技術清單，明確各技術主題中長期目標和重點方向。面向顛覆性前沿、基礎科學研究、產業共性技術等問題，強化、重組或設立專項研究計劃穩定支持，貫通清潔能源技術“概念—試驗—開發—中試—示范—應用”全鏈條，大力推動突擊式、集群式、探索式等長周期研究和聯合攻關模式。結合新型舉國體制的經驗基礎，優化科研資源條件的合理配置，有組織推進能源領域科研機構、高校、國家實驗室、科技領軍企業、產業創新集群等戰略科技力量，開展技術研發攻關與合作。強化企業創新主體作用，不斷完善財稅金融、知識產權、激勵評價、風險控制等政策舉措，吸引社會資本的持續投入，發揮中央企業的“鏈長”作用，孵化、培育、壯大私營企業。充分利用我國清潔能源產業技術優勢推動國際深度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南南合作”“創新使命”等平臺推廣中國清潔能源解決方案，鼓勵全球科研機構、企業共同解決中國乃至全球關鍵技術挑戰。

（作者：李嵐春、劉清、陳偉，中國科學院武漢文獻情報中心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湯勻、陳俊，中國科學院武漢文獻情報中心；編審：楊柳春；《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