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佛利曼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金融系主任。198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于美國密歇根大學、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長期關注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致力于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提煉相關的現代經濟學理論。
7月8日至11日，國務院在中南海連續召開三次經濟形勢座談會，分別聽取地方負責人和經濟專家的意見和建議。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將“保發展、控物價”定為下半年我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座談會上專家、學者談了哪些經濟建議？
8月1日晚，參與了國務院專家座談的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給出了他對當前中國經濟的一些診斷。
“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總供給的問題，而不是總需求的問題。”“下一步就是要通過改革，幫助企業化解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壓力”、“增值稅的改革下半年或者明年應當出臺”、“小額信貸公司有望兩年內全國推廣”……
中國需要“供給管理”的新思維
新京報：你參加了國務院專家經濟座談會，會上你發表了哪些觀點？
李稻葵：我闡明了一貫的觀點。關于宏觀經濟形勢當前碰到的問題，恐怕是過去30多年以來最復雜的一次，過去30年我們是反復控制經濟過熱、控制總需求膨脹，但這次和以往遇到的問題不同，這次不僅是總需求膨脹的危險———外匯儲備的增加和外資的流入導致本地貨幣存量持續上升，更重要的還是總供給受到外部的沖擊。
新京報：通俗講如何？
李稻葵：說明白一點就是企業成本結構大幅度改變，企業承受著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壓力，當生產者的生產意愿下降，就是總供給曲線在回收，社會有效供給在下降。如此一來，物價水平就會上升，整個經濟增長率就會回落。
我的核心觀點是，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總供給的問題，而不是總需求的問題。宏觀調控新的課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拉動供給，中國需要供給管理的新思維。
新京報：供給管理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李稻葵：其核心就是要進一步改革，用各種各樣改革的辦法，幫助企業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這不僅是為保障經濟增長也是為以后的發展奠定機遇。
新京報：為什么更應關注供給方呢？
李稻葵：有兩個理由。一是供給是更根本的、更長期的。外資涌入沖擊是短期的，在未來半年或一年內會逆轉。外資一跑，貨幣發行量就下去了，對供給方的沖擊就消失了。政府在這方面也比較有經驗了。
二是如果我們的眼光總是放在總需求管理，那么結果就有兩個，要么物價壓不下去，要么把物價壓下去的同時GDP增長速度也比較低。但如果處理好供給方的問題，是雙贏，既能增加產量，也能控制物價。
降低企業成本應對通脹沖擊
新京報：企業成本的沖擊來自于何方？
李稻葵：來自三個半成本的影響：一是勞動用工成本在上升。其遠遠高于物價上漲率，這不是因為勞動者工資談判能力的提高，而是農村勞動力逐步轉移到城市的二元經濟調整過程，已到了新的轉折點。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城里的工廠在吸引勞動力時要付給更高工資。這就導致兩個結果———勞動用工成本上升和農村農產品供給量下降。
新京報：另外兩個半呢？
李稻葵：二是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給相對不足。三是節能環保成本在上升，沖擊企業的運作。
最后，還有半個成本因素，財政稅收的包袱對于企業不斷加重，這也對企業的供給產生沖擊。這半個成本，部分是人為的。
新京報：怎么解決供給方的問題？
李稻葵：近期提高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是最直接的措施，對沖國外出口市場萎縮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解決供給方問題，從根本上講要從體制上和制度上下工夫，幫助企業提高效率。
比如說要推進財稅的改革；增加對一些中小企業的貸款，盡快出臺面向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措施，推動這種金融機構的建立。在勞動用工上也要下工夫，允許地方城市逐步放開對戶籍管理的約束，讓農民工成為城市里的普通公民，增強其進城務工的積極性，這樣工資成本就會下降。
新京報：價格改革也需要同時進行嗎？
李稻葵：要放開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從能源、木材，包括成品油等都要逐步放開。如果不放開價格的話，不僅不能調動生產者積極性，而且會扭曲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一些耗能性的企業和技術就很難退出。還有要進行反壟斷的改革，對一些行業要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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