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透視農民工務工心態:“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關鍵詞： 智通人才市場 農民工群體 編程控制器 深圳電子廠 農民工待遇 農民工就業 低端勞動力市場 農民工提供 農民工兄弟 勞動力成本
資料照片
隨著元宵節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采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東莞 南昌重慶報道
盼“工作穩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里先后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說。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說“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愿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定工作合同的企業更受農民工青睞。”
就業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大安鎮、銅梁縣石魚鎮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后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達，就業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親屬關系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說法，說的便是農民工就業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關系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慈云鎮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時間，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愿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資。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來資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于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愿繼承家里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游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在要找就輕松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說。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求情。去年，他辭職后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愿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么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說。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度上。記者采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聽說虎門南坊工業區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產業工人相比，這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呼喚未曾停止。是繼續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徘徊，領取微薄的薪水，還是奮勇向上游？農民工群體在思索、猶豫。其中一部分通過培訓、自學，重新規劃職業道路。
謝軍在辭去惠州五金廠的工作后，又輾轉來到東莞一家首飾加工廠，隨后又前往廣西從事農田建設的管理。盡管工資從惠州時的每月400元上漲到1500元，但謝軍已經本能感到危機，“這個時代，不提高就會被淘汰的。”在廣西期間，他在工作之余進修機電維修，在一位老師傅指點下，從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掌握竅門，只花了十天時間。后來謝軍考取了電工資格證書。
為了提高電工技能，謝軍在中山一間照明廠找到工作。“其實工資只有1200元，比在廣西時候還低，但我把它當做一個實習的機會，因為我喜歡機電。”目前，謝軍在東莞聯冠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做電工，工資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場，謝軍著重看的是編程控制器(PLC)工程師培訓的項目，準備報一個初級班，從一名電工升級為貨真價實的電氣工程師。他告訴記者，在業余時間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逛逛書店，給自己充電。
相對而言，李清平早早選好了方向。他從1999年開始在幾家深圳的臺資電子廠輾轉，從作業員做到科長，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漲到3000元。隨著近幾年深圳電子廠轉移到惠州和東莞，他也隨之到東莞找工“我在電子行業已經做了12年，市場上有我這樣經驗的工人不多。”言談間，李清平頗顯自信。
但以李清平這樣熟練的技工，去年也已從組長升至科長，卻辭去了科長一職，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個“技術員”。為何？“做我們這一行，壓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歲，看起來卻像60歲的老頭，現在只想喘口氣，找個輕松點的工作。”李清平說。
何芳則屬于另一類農民工。談及通過培訓提高技術能力，她一臉難色：“就我們這一把年紀了，想學也學不來啊。”何芳在虎門已經換過幾份織布工作，工資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發現，十年之間，農民工這個群體對職業前景的規劃已頗見分歧。他們在此方面的整體面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
“都市生活繁華，但不屬于自己”
江西是勞動力資源大省，富余勞動力多往省外轉移，隨著近年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農民工明顯增多。
記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風行動”招聘現場遇到今年26歲的分宜縣楊橋鎮農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準備外出了，總不能一 輩子在 外 打 工 ， 現 在 該 是 生 育 小 孩 的 時 候了 。 ” 邱 香 說 ， 現 在 家 鄉 這 邊 的 就 業 機會在 增多 ， 雖 然 還 比 不 上 在 外 的 收 入 ， 但 自 己 能 夠 接受。
許多農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會時選擇工作都 會 毫 不 猶 豫 地 離 開 家 鄉 去 經 濟 發 達 的 沿海地區，之所以這樣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開闊眼界，見見世面。然而經歷過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們慢慢地都傾向于回到家鄉。很多人表示，盡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華，但根本不屬于自己，房價那么貴，打工又很難穩定，更別說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農民工周琴說，這種心態在年輕的農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沒出去過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幾年的，只要家鄉這邊有還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來。
記者在重慶采訪的不少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時間都在7年以上，他們普遍期待就是，能夠改變以前“在經濟上被接納、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視”的尷尬狀態，在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礎上，政府和用工企業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發展條件和與城里人一樣的身份待遇。
各方評說“招工難”
記者采訪中發現，農民工的種種心態反映在實際生活中，或多或少造成了目前企業用工荒的局面。工業園區缺工正在加劇，部分企業缺工固然與產業轉移加快，求職者就業期望增高有關系，同時也是企業工資福利待遇偏低、市場供求結構失衡等因素的結果。
企業員工博弈內地用工緊張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與省中小企業局年前聯合調查發現，預計到今年底，全省94個工業園區投產企業將達到8500余家，有用工需求的企業5700余家，缺工約32萬人。
沿海一些企業紛紛到江西招工更加劇省內用工緊張。記者了解到，一些江浙企業在江西的火車站、汽車站及開往外地的火車上向外出的務工人員散發招工簡章。以往工作經驗和專業往往成為求職者就業的絆腳石，今年為了招到工人，一些外地企業甚至不問求職者工作經驗，直接稱招工不限專業、不限經驗。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和省中小企業局預測，“十二五”期間，江西省工業園區企業總量將突破萬戶，用工凈增75萬人，平均每年凈增15萬人，實際需新招員工將達150萬人左右（含企業補員），年平均新招用員工30萬人左右。“十二五”期間，在國家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影響下，企業和員工的博弈更加激烈。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認為，企業季節性、結構性缺工的常態化，將加劇不同經濟區域企業對技能人才的爭奪，經濟發達地區或條件相對較好的企業將利用其薪酬待遇、用工環境、生活條件、企業文化等比較優勢，吸引欠發達地區勞動力流入，這種區域間、企業間爭奪人力資源的競爭將會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