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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會有更多機會,尤其是在武漢這樣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將會擁有更大的機會來實現變革。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有利的地位。各國各個企業應當更加推動投資、創新,加強國際合作,兩個星期以前我們去了巴西,告訴我們的聽眾,中國正在加強國際交流,告訴他們現在你們就應該加強與中國的關系,全球秩序的變革也會對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當然對于中產階層的定義各國是不同的,但是我們認為在2020年以前又有十多億人將會成為中產階層。
約翰·奈斯比特:我們就來舉一個例子,波士頓咨詢公司估計世界五大國家—巴西在2020年以前有500萬個家庭將會成為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發展得這么快將會造成消費的迅速增長,就會有新的顧客,新的客戶,這些新的客戶與發達國家的消費偏好消費習慣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而各個國家各個區域之間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也是不同的,因此我們既要有全球視野也要有地方視野,我們要了解新興經濟體和新興產業的特點,包括機器人、生物產業、生物技術、納米技術、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服務業、旅游業、信息產業等等這些都是新興產業,還包括3D打印機,我們兩天之前發現3D打印機可以打印出全球知名畫作,幾乎一模一樣的作品。
桃瑞斯·奈斯比特:有一些行業有非常大的潛力,但是我們面臨更加復雜的問題,那就是信息產業將會究竟是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實現怎么樣的發展?中國在機器人方面是領先世界的,那么下一步可能是用機器人制造機器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種自動化生產的時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工業化4.0的時代,我們現在要有未來的工廠模型,那就是通過互聯網生產產品提供服務,我們也會有更加智慧的生產過程。現在我們并不知道工業化4.0將會是什么樣子的狀況,我們現在正要進行研究,正要進行實驗。科學家、企業家、政治家以及工會他們都在這個過程之中,生產的過程將會更加智慧,更加智慧意味著什么呢?它將會如何影響生產的過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技術標準呢?這個機器是如何進行溝通的呢?誰來制定標準呢?
約翰·奈斯比特: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有人說你的車可以變得五顏六色,不僅是黑色的,你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顏色。但是下一次工業革命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變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想要的產品,所以在德國的研發中心就在抓住這樣的機會,在不斷的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在未來20年以及未來10年當中都會出大的變化,將會有新的技術,這些新的技術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機遇,讓中小企業實現長足的發展。決策的程序和過程會越來越快,而且靈活性也越來越高,當然這之中還需要回答很多問題,包括盈利的模式應該是怎么樣的,這種自由自動化的工廠如何實現產品和機器之間的交互,機器的設計者也必須要了解這些最新的技術。
今天的問題并不是說最有前途的新興產業是什么,而是要找到最有前途的新興技術,傳統的產業也需要解決類似的技術問題。同時,產品以及制造的流程也會變得越來越復雜。
桃瑞斯·奈斯比特:這也意味著各個公司也必須要準備好為一個更加多元化,多樣性的客戶群體提供服務,這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高度同化的社會,這有一些優勢,但是同時也有劣勢,也就是說中國人并沒有能夠有一種足夠的靈活性來面對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群體。
很多西方的企業的CEO或者是董事長都是來自其他國家的人。這也就是這些公司從一個地方性的公司變成全球的公司,并且進行全球化的思考,所以大家想一想有哪些中國的公司或者是武漢的公司的總裁不是中國人呢?
在未來幾十年當中我們會看到公司出現一個大的發展,這些公司應該有足夠的靈活性來為不同文化人群和客戶提供服務,幾千個公司都會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建立網點,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企業在200多個甚至300多個地方建立了分公司,這種流動性就變得非常重要,這指的不僅僅是交通和物流網絡,更大層面上是指的是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式來滿足不同國家公司和文化的需求。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全球化并不止是指國家之間的,它是一個地方和另外一個地方,省與省之間的,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全球化,所以一個真正的大開放的起點應該是人們思維的大開放。
約翰·奈斯比特:為了實現全球層面上的互聯互通,我們的管理者和企業的管理者都應該來面對這些文化上的沖突甚至是誤解,在我們寫一本書的時候進行了一些考察工作,我們在成都考察了英特爾公司,當時這個公司的人就告訴我們說發現中國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不同的,要彌合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還是很難的。這個管理者說得并不是那種比較高級別的工作管理人員,年輕人的思想也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就是你說得越少你就會越少犯錯誤,所以有些時候想和他們進行溝通來進行一些分析和總結還是比較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