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對促進沿江區域市鎮的興起與繁榮，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知道，沿江區域一些較為出名的市鎮，大多興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間(公元1465—1505年)，而勃興于嘉靖、隆慶、萬歷年間(公元1522~1620年)，這一時期，也就是徽商特別是鹽商獲得長足發展的黃金時代。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來說明徽商在促進都市繁榮方面所起的作用。
唐宋間的江蘇揚州，是江南較為繁華的都市之一。明清時期，這里躍為以鹽務為主的商業中心。正如《兩淮鹽法志·雜記》中所云：“維揚天下一大都會也，舟車之輻輳，商賈之萃居，而鹽莢之利，南暨荊襄，北通漳、洛、河，濟之境，資其生者，用以富饒。”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萃居”維揚而牟“鹽莢之利”的商賈，主要的不是指其他的商團，而是指徽商。萬歷《揚州府志》中就提到了這一點，說：“內商多徽歙及山、陜之寓藉淮揚者。”再據光緒《兩淮鹽法志·列傳》記載統計：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間，在揚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難怪近人陳去病在《五石脂》9中說：“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中華兩千年史》的作者鄧之誠也說：“揚州鹽商至萬歷之后，日見興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時寓居揚州的徽商，以歙縣人居多，—般被稱之為“鹽商派”。他們人數眾多，財雄勢大。萬歷《歙縣志》“食貨”篇中說：“邑之鹽莢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則黃氏，后則汪氏、吳氏，相連而起，皆由數十萬，以汰百萬。”民國《歙縣志》“風土”篇中進而指出：明清時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籍商人有江、吳、黃、程、汪、徐、鄭、許、曹、宋、鮑、葉等12姓人。在兩淮鹽政八總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揚徽商在服飾食用方面，確實是揮霍無度，同于王侯。在購園建宅、設置書院、舉辦詩文會(館)，藏版刻書，以及營建戲館等娛樂場所方面，他們也是不惜巨資，所費動輒數十萬。特別要提到的是，揚州素以園亭之盛甲江南，而這與居揚徽商的大規模投資分不開。我們知道，當年乾隆南巡時，揚州是主要落腳點。在乾隆來揚州之先，徽商便大興土木，“興宮室，建園池，營臺榭，屋宇相連，矗似長云。”如徽籍鹽商巨頭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來揚州前數月，便與鹽商“擇荒地數百畝，仿杭之西湖風景，建筑亭臺園榭，以供御覽”。乾隆抵揚州前一天，汪太太見亭臺園榭之旁還少一方池，于是又“獨出數萬金，夜集工匠，趕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駕至，高宗(即乾隆)大贊賞”。
明清時居揚徽商促進了揚州在經濟、文化、教育、市鎮及園林建設諸方面進一步繁榮。清人孔尚任說“東南繁華揚州起”，揚州在東南率先繁華，徽商是盡了大力的。
徽商以治鹽業為“大者”而“藏鏹百萬”，促進了都市的繁榮，這主要是明中葉至道光年間的事情。然而，徽商所經營的項目中資格最老、時間最久、對繁榮都市影響最大的，還是茶葉、木材、典當、銀號、“文房四寶”諸項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現。唐人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提到：當時祁門縣“業于茶者七、八”，“給衣食，供賦悉恃此。”宋代，徽州產茶地及品種增多，茶商更為活躍。明清時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聲很大，“祁紅”、“屯綠”聞名天下，國內一些大的市鎮幾乎都有徽州人開的茶莊。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躍，宋室遷都臨安(杭州)之后，大興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販運去的。宋時在徽州任司戶參軍的范成大在《驂鸞集》中記載說：休寧人“多以種杉(木)為業”，杉木“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明代，京都皇木多由東南各省承辦，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頭。
典當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萬歷年間，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開的當鋪213家。明崇禎年間，休寧人汪箕在京都設“典鋪數十處”。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為數不少，較出名的要數清代績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設銀號，后在內地各省設“阜康號”銀號，并經營中藥、絲茶，積資數萬元。
徽墨、歙硯素負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資格老、生意興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開文”派來說，自同治、光緒年間至本世紀五十年代末近百年中，國內至少半數以上省城有“胡開文”墨坊、門市部。
概而言之，歷史上大凡較為繁華的都市均有徽商經營，而敞商的資本一旦滲入這些都市，便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了它們的繁華。誠如馬克思在考察商人資本時所斷言：“商業依賴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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