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7年4月16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上調的理由與過去相仿，都是為了收縮因外匯儲備增長過快所導致的流動性過剩。
同貨幣當局用“小幅上調”的用語所顯示的輕描淡寫態度相呼應，市場也用“早已在預料之中”的心態做出了平淡的反應；不僅媒體已經沒有了深挖細究的積極性，各類金融機構似乎也失卻了“應當做點什么”的緊迫感。這些都昭示我們：僅僅依靠貨幣當局，并繼續沿用現有的政策手段來應對流動性過剩問題，恐怕已難走出困境，因此，在制度層面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略，已經刻不容緩。就治本而言，就是要尋找作為流動性過剩之基礎的儲蓄過多的原因并探討應對之策。
居民儲蓄率正在下降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儲蓄率高企并呈不斷上升之勢，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通過對1992～2003年中國儲蓄率的部門結構表中國儲蓄率的部門結構表(圖1)(2004年以后的數據難以得到)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產生上述趨勢的原因。具體而言，居民部門儲蓄率呈長期穩步下降趨勢。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下降，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從影響程度來看，后者構成其主要原因。居民儲蓄傾向下降，反映出國家持續推行的增加國內消費的基本戰略已經在居民部門取得明顯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的持續下降，則主要由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比重的雙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主要在于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相對下降；而居民的財產收入的減少，則反映了居民投資領域狹窄和投資收益因流動性過剩而下降的事實。
企業在獲取高利潤
企業部門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企業部門的儲蓄率是相對較高的：不僅遠高于印度之類與中國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發展中國家，而且也比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高得多。由于企業部門的儲蓄就是其扣除各種成本支出和稅費支出后的保留收入，因此，企業部門的高儲蓄率反映了該部門的利潤率較高的事實。
然而，從總體上看，我國企業的高利潤率似乎并非源于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是同居民部門貢獻的廉價勞動力和金融部門提供的廉價資本密切相關。我們注意到：相對于國民可支配收入而言，從1992年至2003年，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同時，企業部門支付的各種稅費在不斷上升。既然收入沒有變化，而其支出的主要方面——稅費——卻在不斷增加，因此，企業利潤的增加就只能來自于其支付的勞動報酬和利息費用的減少。這種情況，首先與居民得自勞動報酬的相對下降互為表里，其次與上個世紀末期以來我國資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的事實相互印證。
政府儲蓄迅速增長
政府部門的儲蓄率經過了上個世紀的低位徘徊之后，自本世紀初就開始迅速增長。2003年，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個百分點，而同期國民儲蓄率卻只上升了不到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0～2003年，我國增加的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對于政府儲蓄率上升的現象，應當從兩個角度來進行分析。就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論，無論是在初次分配還是在再分配階段，該比例都是上升的。其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針對生產和流通活動征收的稅費收入的增加；其二，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環節中針對企業和居民征收的所得稅的增加。同時，在所得稅增加的同時，政府的福利支出卻出現了相對下降，從而使得政府部門成為唯一的再分配收入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的部門。這反映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便開始的“提高兩個比重”的努力，已經取得了預期的積極成果：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政府收入已經連續數年以遠高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速率在增長。但是，經過再分配調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度的上升，說明政府似乎并沒有在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發揮積極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儲蓄傾向的不斷提高，無論歸因于其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還是歸因于其資本轉移水平的提高，都說明：近年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強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已知的存款數據已經反映出政府部門高儲蓄率的事實，但是，這遠非故事的全部。因為，受制于統計方法、范圍和資料的可得性，我們可能遺漏了一部分政府部門的儲蓄。這種遺漏可能因兩種情況而發生：第一，一些政府收入沒有被統計進來，因而導致對政府儲蓄的低估。這種情況突出表現在土地出讓金上。在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迅速膨脹，并已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然而，由于這項收入一直未納入預算管理，統計上并未將它們納入政府部門的收入和儲蓄之中。第二，一些實際上屬于政府部門的儲蓄被算在了其他部門的賬目之下。這種情況主要表現在：政府的存款被以企業的名義存放在了銀行，同時，大量的由政府直接開辦或者間接控制的各類企業，其收入和儲蓄至少有相當部分應歸屬政府部門，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它們在政府統計中難以得到體現。
政策建議
以上分析結論告訴我們，如果說當前及今后我國宏觀調控的長期戰略任務之一是降低儲蓄率和提高國內消費率，那么，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就應放在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
提高居民收入顯然應當成為我國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著力點。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業增加勞動報酬的支付，對此，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并嚴格執行之。其次需要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社會福利支出的占比得不到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勢，構成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相對下降、收入分配結構惡化和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不快的主要原因。其三是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改變銀行間接融資比重過高的狀況，借以為居民獲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財產收入創造條件。
此外，財政政策應當在今后以提高國內消費率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兩個比重”的戰略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的背景下，財政部門應加速向公共財政轉型；作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內容，“減稅增支”應當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安排財政政策的基礎之一。就減稅而論，降低生產稅的稅率和降低所得稅稅率，應屬題中應有之義。就增支而言，應當大力增加“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以期同時實現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門消費的目標，為提高國內消費率做出積極貢獻。
而對于企業部門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不斷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在此條件下，企業應逐步提高其對勞動者支付報酬的水平，減少對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以應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李揚 殷劍峰 劉煜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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