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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我國外匯儲備增加了1974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0447億美元,外儲規模已達到全球外儲的三分之一。從2006年突破1萬億大關,到2009年突破2萬億大關再到2011年突破3萬億大關,五年邁了三大步,這種突破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過去30年中,中國對外金融發展的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是:其一,中國從一個外匯短缺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其二,中國從一個吸引外資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凈輸出國;其三,中國已經從對外債務國轉變為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一方面,這些變化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另一方面,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債權國卻面臨不成熟債權國的種種困境。如何重新審視和提升中國國際債權大國地位,加強對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的管理,扭轉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已經刻不容緩。
一、全球經濟失衡與新興經濟體主權財富基金的興起
當前全球儲備失衡和全球債務失衡構成了全球經濟失衡,造成的實質性影響是外匯儲備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累積和對外債務在發達經濟體的累積。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成為對外凈債權國,發達經濟體的對外債務余額超過對外資產余額,成為對外凈債務國。
截至2010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加至9.4萬億美元,中國擁有3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中國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中國香港、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中,由8個是新興經濟體,只有2個是發達經濟體。
除了中國擁有全球近三成的外匯儲備外,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占比接近7%,印度、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也超過或接近4%,巴西、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都在2%以上,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50%,新興市場紛紛成為凈債權國。
與此相對應,截至2010年底,全球外債余額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10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而美國外債余額已到達13.6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債余額的23.9%。
發達國家成為債務國,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成為債權國,這種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事實上,全球經濟中存在著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而恰恰是這兩種機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貿易分工和生產分工體系維系著實體經濟,金融分工體系維系著虛擬經濟,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動以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則是這種分工得以實現的基礎。
在這種雙重循環過程中,一方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的巨額逆差和資源性商品輸出國、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增長的經常項目盈余,另一方則是充斥著全世界的美國發行、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產,尤其美國發行的巨額債券進入到各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和債券市場,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這就形成了全球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債務循環。因此全球的失衡不僅是逆差國與順差國,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的不平衡,更是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不平衡。
高額的外匯儲備對新興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什么呢?必須承認持有高額外儲使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了,但儲備持有國以穩定匯率為目的付出的高額成本也同樣不可忽略。首先,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特里芬難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即使主要貨幣國家以承擔國際責任、穩定幣值為目的來確定自己的財政貨幣政策,也會遭遇到幣值穩定和國際收支惡化的兩難矛盾:持有國持有外匯儲備,主要貨幣國為此保持財政赤字,隨著持有國外匯儲備增加,主要貨幣國財政赤字擴大,貨幣貶值,持有國的外匯資產縮水。再者,外匯儲備的飆升還會導致儲備持有國國內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一旦資本泡沫破滅,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打擊都將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外凈債權的擴張,需要為龐大的外儲尋找出路,來提高對外資產的收益率,這是當代主權財富基金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主權財富基金這一概念始于2005年美國道富銀行經濟學家Andrew Rozanov。但最為權威的定義來自IMF。IMF在主權財富基金的《圣地亞哥原則》中提出,主權財富基金是一般政府所有的、具有特殊目的的投資基金或機構。它一般由政府建立,用來持有或管理資產以達成金融上的目標并采取一系列投資策略,包括投資外國金融資產。主權財富基金具有多樣化的法律、組織和管理的結構。它們形式各有不同,包括財政穩定基金、儲蓄基金、儲備投資公司、發展基金和沒有具體養老保險債務的養老保險儲備基金,正在全球經濟以及金融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