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馬丁內斯?索利曼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雖然在過去的20多年當中有關氣候變化的警示不絕于耳，但絕大多數國家似乎對此顯得束手無策。世界氣象組織（WMO）本月9日發布的報告指出，2014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又創新高，我們應該如何解決經濟發展和氣候變化的關系？
索利曼：我認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并非束手無策。問題在于，不環保的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遠比綠色增長的成本要低廉，而綠色增長需要以經濟驅動力的徹底轉變為基礎。對此，許多國家還沒有做好準備，或者缺乏這樣做的勇氣。但同時，也有許多政府、公眾輿論、媒體人士和科學家在呼吁著WMO所指出的問題，充分地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做出改變的必要性。我們看到，科技的進步、社會的壓力在推動政府決策做出調整。
確實，我們目前所經歷的發展模式還不是可持續的，這就是為什么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如此重要，它肩負著達成新的國際氣候變化協議的重任，以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值得鼓舞的是，各國政府已經表現出了對相關問題的重視和進行改革的決心。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顯然在世界范圍內做出了表率。
記者：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最新《排放差距報告》指出，目前各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減排量并不能達到將升溫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的目標，我們該采取哪些措施進一步降低排放？
索利曼：我們首先需要肯定各國為提交“國家自主貢獻”文件所做的努力。這一文件是各國落實減排行動計劃的依據，也是巴黎氣候大會達成協議的動力。因此，“國家自主貢獻”的意義重大，做出這樣的承諾不是一件輕描淡寫的事情。確實，各方所貢獻的減排量距離2攝氏度的目標仍有差距，為此我們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但問題在于，由誰來承擔責任。顯而易見，人們的目光聚焦在美國、中國和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身上，他們也是名副其實的排放“大戶”。正因如此，巴黎氣候大會將達成的決議才尤為重要，這次會議是各方在減排貢獻上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我們都希望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能夠達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有科學家認為，甚至2攝氏度的目標對于全球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式來說依然不夠。但是我們無法忽視“國家自主貢獻”的重要性，我們應該對巴黎氣候大會抱有信心，它的前景是樂觀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一次沖刺跑。我們需要不間斷的努力，同時依靠科學的研究為我們提供前進的方向。我認為已經有一些項目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比如混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綠色建筑工程、科學的城市規劃、智能農業以及更合理的水資源利用等。許多措施都在進行之中，并能夠在國家層面取得成果。我們（聯合國）也將在這些方面與各國政府積極合作。
記者：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終并未全面達到預期，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減排責任和資金問題分歧難以彌合，您認為今年的巴黎氣候大會是否會重蹈覆轍？
索利曼：我認為，哥本哈根會議的參與程度沒有達到應有的量級。比如中方的參會等級就不如預期。但這次的情況就不同了，中國已經充分參與到了最高層級的討論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外，我們對于問題的嚴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各國在支持綠色氣候基金的行動上表現得更為堅定，這一基金已經開始運轉，并在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就像不久前在贊比亞利文斯頓，綠色氣候基金理事會批準向非洲、亞太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地區的多個減排和適應項目注資，這些項目包括秘魯的“建立濕地復原力”項目，馬拉維的“加大現代氣候信息和早期預警系統使用規模”項目等，它們是首批得到該基金注資的項目。
因此，今年的情況與當年在哥本哈根時完全不同了。
實際上，哥本哈根是最低谷的拐點。2010年坎昆會議達成了一份折中、平衡的協議，2011年的德班協議給出了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時間表，讓《京都議定書》延續了生命。而今年的巴黎會議則有望達成2020年后新的國際氣候協議。如果這樣一份協議真能產生，下一步就是如何實施的問題了。
記者：巴黎氣候大會能達成協議的關鍵因素在哪里？
索利曼：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各個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超級大國還是新興經濟體，能夠走到一起，不僅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要能采取實際的行動。一份強有力的協議需要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我認為2度溫控指標就是一個很好地提議。并且，為了真正取得共識，我們或許不應該把需要承擔的責任看成難題，而應該看作是一種機遇。
在未來，具有競爭力的經濟模式一定是環保的、能夠創造就業的綠色經濟。這樣的經濟模式能夠吸引全世界優秀的人才，成為推動城市和國家發展的驅動力。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必須直面主導當前經濟發展的最核心的問題。
記者：如何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如何促成向發展中國家技術轉讓？
索利曼：我認為國際合作正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我們擁有一套非常明確的對話機制。一年到頭，各種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會議不斷，并且每年年底都會召開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我們還有專門針對可持續發展和融資問題的國際會議，“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就是今年聯合國發展峰會和聯合國發展籌資問題國際取得產生的成果。因此我們實際上并不缺少國際合作。中國宣布拿出200億元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就是國際合作方面的優秀范例。
至于技術轉讓，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你需要大量的投入以生產技術。一旦針對某個特定問題創造出了解決辦法，技術生產方理所當然會希望盡可能多的從中獲益以收回投資。然而，許多欠發達國家既沒有能力自主研發技術，也沒有能力購買先進的技術。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市場需求，但也沒有足夠的技術購買能力。因此就需要讓發達國家的技術以盡可能低的價格轉讓給欠發達國家。我認為，讓技術持有方參與合資經營是讓技術得以轉讓的一種途徑。另外，政府補貼可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彌補私人企業出讓技術的造成的利潤流失。確實，技術轉讓仍然是當今懸而未決的一大難題，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為其創造機會。
記者：習近平主席9月在聯合國出席可持續發展峰會期間承諾，中國將進一步加大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力度，爭取到2020年實現碳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如何評價中國政府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與努力？
索利曼：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出的三個最主要的貢獻就是來自歐洲、美國和中國。它們是三個非常有力的政治和經濟轉型舉措。中國已經在向綠色經濟轉型的道路上做出了表率。國際社會的每個成員都十分重視習主席的表態，因為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是一個誠信大國，其所做出的每一個承諾都伴隨著實際的行動。同時，這一舉措對中國來說也十分重要，因為它能夠切實地改變中國的增長模式，反過來也將深刻地影響世界。中國領導人的承諾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極其積極的進展。
我認為目前中國政府有兩大方面的責任。在國際上，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國之一，中國肩負著國際社會重要一員的責任，中國有能力在巴黎促成協議的達成，有能力為促進國際合作提供更多的優秀方案；在國內，中國政府也有能力推動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這正是中國正在做的事情，或許短期內其成果還不易顯現，但是未來中國將收獲更多。（記者 戚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