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攝
◆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期，每年勞動力供給總量約為800萬~1000萬，能確保經濟增長的勞動力需求
◆發達國家大多在“人口紅利”結束時就已是富裕社會，而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未富先老”大國
◆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是“人口負債”，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嚴峻挑戰
日前有媒體報道稱，根據機構預測，支持中國令人吃驚的經濟崛起的“人口紅利”時代行將結束，到2015年左右中國適齡工作人口將在達到巔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將是人口老齡化浪潮的提前到來。
盡管對于“人口紅利”時代何時結束，尚存較大爭議。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征的日漸顯現，我國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成為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人口紅利”，助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通常，在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個時滯，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兒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其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的這個階段，通過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人口紅利”。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員曾以上述分析闡述自己對“人口紅利”的理解。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高和榮博士告訴本報記者，“人口紅利”通常表現在某個階段一個國家勞動年齡階段的人口占總人口中的比重較大，撫養負擔比較輕，從而為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較為充足的勞動力，促進這個國家制造業的發展、存款儲蓄的增加、社會財富的增長。
據蔡昉研究，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加的貢獻份額達到24%。
這一情況，也符合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據測算，新加坡、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超出穩態增長率部分有1/3到1/2源于“人口紅利”的貢獻；歷史上歐洲移民去新大陸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幾乎全部歸結為“人口紅利”因素。
“‘人口紅利’并不意味著經濟一定會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人口紅利’就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劑。”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湯兆云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他認為，“人口紅利”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供給上。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內并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
依照上述標準，目前，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正好處在“人口紅利”期，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800萬~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未富先老，后“人口紅利”時代面臨諸多難題
當我們正分享“人口紅利”期的益處時，另外一項挑戰不期而至，那就是老齡化社會的快速推進。
200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并以年均3%的速度持續增長。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老齡化社會的定義(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60歲以上的人口占該國家或地區人口總數的10%或以上，或者65歲以上的人口占該地人口總數的7%或以上),中國事實上早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
《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與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研究表明：未來3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呈加速態勢。到2010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8%；2040年將超過20%。老年人口本身的老齡化也日趨嚴重，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從 1990 年的800 萬迅猛增加到2010 年的2540 萬，2050年將達到1.6億。
令人尷尬的是，我國的老齡化要超前于現代化，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發達國家是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之后，人口結構才進入老年型，就是我們所說的“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
“這樣的局面，使正處后‘人口紅利’時代的中國面臨諸多難題。因為‘人口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人口債務’是相對應的。”湯兆云博士在接受采訪時強調。
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處于“人口紅利”期的勞動年齡人口終究要成為老年人口。因此，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負債”就是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他概括道，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二是老齡化會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人口老齡化會使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問題凸顯，“老有所醫”問題變得突出。三是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將嚴重影響到勞動生產率。
未雨綢繆，積極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挑戰
在“人口紅利”時代結束已成必然趨勢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如何提高人口質量，并認為這將能從相當程度上消除“人口紅利”結束的影響，且對國家經濟社會良性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高和榮博士就認為，與發達國家先富后老的國情不同，中國“人口紅利”期的遞減與未富先老以及人口基數龐大相伴而生。因此，“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后不會產生勞動力數量供給不足問題，而更主要地體現為勞動力的質量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并不是特別高，但老齡問題卻相對更為突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是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
湯兆云博士認為，積極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的挑戰，最重要的是要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使社會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加大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活力，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因為養老的基礎就是老年人要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和醫療保障，這兩樣都離不開經濟的發展水平。
“身處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們只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挑戰，促進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舍此別無他途。”高和榮博士強調。
為此他認為，首先要注重人力資本投資，將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轉變為強大的人力資本，這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與源泉。其次要延伸勞動力供應鏈條，進行跨地區、跨國界的人力資本配置。同時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扶持消費性產業的發展，加大老年產業的投入力度。最后要盡快健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做實養老金賬戶，確保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曹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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