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
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少2377萬，這意味著10年后，處于婚齡的男性將比同齡女性多出2000多萬，上千萬適齡男性可能面臨“娶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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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失調20余年——
目前我國除西藏外，其他省份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問題
“女大往外跑，兒大娶妻難。” 如今，在中國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大齡未婚男青年屢見不鮮；在鄉村小學和幼兒園里，男孩比例明顯升高；在長三角、珠三角、閩東南等制造業和服務業聚集區，18—25歲的年輕女工嚴重短缺，以往“滿眼都是年輕女孩子”的服裝廠不得不用部分男工來替代……
有人說，這折射出“男盈女虧時代”已經來臨。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
“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已經持續20余年，累積效應已現端倪。”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男女比例協調本是自然進化的規律，然而在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已成為社會一大“頑疾”。
出生人口性別比也叫嬰兒性別比，正常情況下，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出生103到107個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齡，男女數量趨于均等。因此，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47；1990年“四普”時，上升到111；到了2000年“五普”時，躍至119；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時，更高達120.49，超出警戒線13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相對于女性，男性盈余13%。
“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里，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地區從東部向西部，從農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幾乎覆蓋全國各地。”原新說，1982年，只有18個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2005年，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均偏高，其中，有3個省超過130。
在日前召開的全國關愛女孩行動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工作會議上，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說，根據國家統計公報，2009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45，比2008年下降了1.11個百分點，出現了近年來的首次下滑。不過，整體上，性別比仍然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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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增加問題多——
婚姻擠壓之痛不僅在于產生大量“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貧困人口來承擔
“近年來，北京市登記結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齡在25—39歲之間的夫妻，年齡差距比10年前增大，其中，年齡差超過5歲的不低于10%。”據民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從近幾年全國各地民政部門婚姻登記情況看，男女婚齡差距拉大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的直接影響，就是‘婚姻梯度擠壓’現象凸顯。”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介紹說，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目前0—19歲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萬。未來20年內，平均每年新進入結婚年齡的男性，比女性多120萬人。同齡適婚女性短缺，男性就會向低年齡女性中擇偶，擠壓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別的地區發展，城里哥找鄉下妹，富裕地區的男性找欠發達地區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積在低收入的貧困階層。
田雪原憂慮地指出，家庭是社會的基礎，連個家庭都沒有，遑論和諧社會。當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劇增，會危及婚姻和家庭穩定，大大增加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浙江省公安廳統計資料顯示，該省近20萬外來媳婦中，被拐賣婦女達3.6萬人，她們多來自云南、貴州、四川、湖北等欠發達地區。
在廣西與越南交界的邊遠山區，多數男人都很窮，沒什么文化，在當地很難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輩子都是單身漢。從1992年開始，一些越南女子通過非法中介進入這些地區，與當地大齡男子“成婚”，而后生兒育女。多年來，政府有關部門雖加強管理，但非法婚姻屢禁不絕。
“婚姻擠壓之痛不僅在于產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貧困人口來承擔。”田雪原說，有人提出引進外籍新娘解決“剩男”問題，這在人口較少的國家或許有相當效果，但對于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一是“進口新娘”不現實，二是杯水車薪，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男女比例失調還會帶來就業擠壓問題。一位經常來往于廣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裝老板介紹說，目前一些服裝廠男女工比例已達4∶6，不少紡織廠因招不到女工而停業。原新分析，男性勞動力過剩會增強勞動力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女性就業難度；某些行業和職業中，可能出現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現象；某些男性就業崗位會因為勞動力過剩，引發男性激烈爭搶。
原新強調，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威脅人口生態安全，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于上個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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