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集中于“治本”調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行的財政政策難以為繼，未來將不得不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對《瞭望》新聞周刊表示，現在的政府投資主要是通過行政命令靠銀行貸款支撐，在經濟出現波動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出現大量的壞賬。
而這也正是張曉晶認為財政存在風險的原因，“今年的財政赤字規模可能超出年初預設的3%，財政壓力將比較大。”6月24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今年以來中國財政收入下降較多，收支矛盾突出，完成財政預算任務艱巨。
此外，4萬億投資里面，只有1.18萬億來自中央，而其他的資金都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而目前存在的情況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未能跟上。世界銀行最新一期《中國經濟季報》指出，很多地方政府缺乏資金為中央財政刺激計劃方案中的項目提供配套。來自財政部的數據顯示，到4月底為止，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只到位880億元。意味著下面的財政政策要積極，困難在加大。
此外，目前“保就業”，尤其是未來社保支出的擴大，財政負擔將剛性增加，而世界銀行把這認為是財政刺激一攬子方案和其他有關措施在實施的過程中存在的制約。
針對現行財政政策面臨的困境，袁鋼明認為，財政政策應當作出一定的調整，“首先應當減少對大項目的貸款，騰出資金支持數量巨大的中小企業，實施減稅政策；其次，要加強社保建設，增加公共福利的投入，消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第三要鼓勵和支持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
本質上，貨幣政策更多地針對總量調控，財政政策則可以通過政策的差別設計，實現對經濟結構的調控。在某些情況下，財政政策雖然作用效果比較慢，但是可以對經濟實現治本的調控；而貨幣政策雖然作用效果比較快，但是對經濟失衡的本質作用效果有限。財政政策的引導、激勵和約束帶有一定的間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規范性和長效機制特征。
目前，積極財政政策轉向“火力”集中于“治本”調控的思路已經顯現。近日，財政部網站發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的一篇文章稱，目前，貨幣供給的大幅度擴張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了限制作用，人民幣升值已經直接形成了財稅減收，我國落實龐大的政府投資規劃遇到了投資決策機制的寬松性與資金來源緊約束的對立矛盾。
因此，白景明認為，當前我國的各類宏觀政策都以保增長為目標，都在刺激需求擴張，“在此背景條件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理應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其他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發揮獨特作用，同時要配合好其他政策。”
“我國的財政支出擴張壓力事實上主要來源于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加速擴張和現期宏觀調控政策需求。”在他看來，從政府職能角度看，應以前者為重，“換言之，當前擴張財政支出，與其他政策銜接時，更應把擴張點放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投資上，類似于鐵路建設、機場建設等項目，似應多讓其他政策發揮作用。進一步說，當財政擴張支出時，資金投向應有重點，特別是國債資金，主要應用于與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教育等有關的設施的投資上。”
“適度寬松”要有應變準備
“我國信貸增長受到‘窗口指導’的影響很大，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我國的信貸增長常常表現出逆周期性，每當經濟陷入低谷，信貸就被作為‘強心劑’注入經濟體。”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朱敏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短期內大規模地注入流動性，有效解決了4萬億元政府投資的資金配套問題，穩定了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對沖掉了通貨緊縮的風險，對宏觀經濟短期內止跌回穩起到了積極作用。
對于上半年天量信貸，朱敏認為有其客觀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信貸快速增長帶來通脹壓力加大、壞賬上升等風險是潛在的風險，而我國面臨經濟下滑、通縮風險是現實威脅，在貨幣政策不能同時解決潛在和現實問題的情況下，首先解決眼前問題、對沖通縮風險無可厚非，否則，錯過最佳調控時機，未來付出的代價將更大。”
但是，他強調，隨著應急型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較大緩解經濟下滑、通縮壓力后，目前需要更多考慮通脹壓力上升、銀行壞賬增加等潛在風險，尤其是在未來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出現“滯脹”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的背景下。
近期，面對信貸的快速增長，國內許多經濟學者擔心信貸資金并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通過各種渠道流向了股市和樓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魏加寧甚至測算出，有20%左右的信貸資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貸資金流入了票據市場，這意味著有一半左右的銀行資金是在金融系統內部自我循環，推動金融泡沫的形成。
目前，無論全球還是國內，實體經濟尚未形成見底回升的趨勢，但能源原材料價格已經提前走出見底回升的態勢，這打破了長期以來價格變化滯后于實體經濟變化的規律。這一價格變化的主因不是實體經濟的供求發生變化，而是貨幣、金融、“熱錢”的超前布局。因此，朱敏擔憂，受能源原材料價格走勢影響，未來我國可能出現CPI先于GDP回升到長期平均水平，呈現階段性“滯脹”局面。
對此，主管部門已經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提出警示。央行在最近的金融報告里明確指出，要防止盲目放貸。與此同時，銀監會已向各地商業銀行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管理的通知》的緊急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嚴格控制貸款流向，保證貸款發放流入實體經濟，滿足實體經濟需求，防止信貸資金違規流向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
基于潛在的風險，朱敏建議，未來我國貨幣政策需在繼續保持“適度寬松”的同時進行結構性微調，對潛在的“滯脹”風險提前作出反應，防患于未然；一旦CPI持續超過3%的警戒線，經濟出現“滯脹”苗頭時，貨幣政策應及時轉向，從偏積極轉向相對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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