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還斂集》寫了兩期《發(fā)表或滅亡》，批評今天的大學對發(fā)表文章的硬性約束。學術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學中，一個有啟發(fā)性的思想出現(xiàn)后，往往需要很多驗證工作跟進，而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做出來的。但有新意、有啟發(fā)性的思想，說易甚易，說難極難，其出現(xiàn)一般起于好奇心與從事者鍥而不舍的追尋。兩樣都需要：好奇心的驅使為先，有了創(chuàng)新的理念，跟進的工作「強逼」一下也無妨。
是不幸的問題。學術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創(chuàng)新者，跟進的工作，雖然在自然科學上有機會拿得諾貝爾獎，大英雄怎樣也算不上。是的，跟進的實證研究容易吃力不討好，但總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難以創(chuàng)新，老老實實地花整生工夫作跟進實證，我佩服。問題是以強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來的結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應得，而是廢物。鼓勵甚或強逼學術研究是頭痛話題。一方面，要促長研究，政府或大學可以「強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勵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質驅使，逼出來的廢物甚多。
同學們告訴我，今天國內的抄襲行為嚴重，主要的研究學報都間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約束。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當局當鼓勵學術研究的意圖明顯。申請研究金不困難（中國可能是今天最容易獲取研究金的國家），研究項目稱「課題」，政府資助絕不手軟。可惜效果平平，學術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難盡，讓我從一些實例說說吧。
百多年前奧國有一個和尚，叫孟德爾（1822-1884），不知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園種豆作實驗：以不同顏色的豆花與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種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記錄要詳細，然后這個和尚用自己無與倫比的天賦，想出今天所有大學還在教的、遺傳學中的孟德爾三大定律。
這個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小書，手寫的，跟著手抄了幾本寄給當時歐洲的知名科學家。只有一個回信，說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繼續(xù)。是客套話，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經做到盡頭，遺傳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個。他繼續(xù)種豆，到死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個科學家無意間在舊書店買到一本孟德爾的手抄本，驚為天書，傳開了，舉世嘩然。
當時遺傳學說在歐洲搞了很多個世紀，后來的思維集中于達爾文（1731-1802）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進化論尋求解釋。遺傳是極端重要的問題，參與者無數(shù)。依照達爾文的理論，研究者認為，老鼠的長尾巴顯然沒有大用場，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應該變得愈來愈短。但沒有，老鼠尾巴的長度依舊。達爾文的進化論顯然解釋不了遺傳——那籍籍無名的和尚手稿，當時給科學界帶來的震撼，可想而知。
沒有孟德爾在后園種豆，后來的生物學家不會想到有DNA這回事；找不出DNA的結構，今天的生物學決不會是那樣光芒萬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爾更重要的科學貢獻。作學生時我老是問：為什么那個和尚會花那么多年在后園種豆呢？絕對不是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錢酬報也沒有！答案只有一個：和尚種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當然不可以沒有天賦，但比天賦更重要的是他執(zhí)著，不放手。朋友，一個社會在學術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沒有孟德爾這種人，而明顯地，這種人是不能強逼出來的。
感謝孟德爾，他的行為深深地影響了我對經濟研究的意識：以好奇心出發(fā)，然后鍥而不舍地追尋。不只孟德爾，在他之前的經濟學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個。史前輩花了十二年寫《國富論》，不為名頭，生活有富人幫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當年讀《國富論》，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寫得出這樣的書？一個四十三歲的人怎可以發(fā)表這樣的巨著？作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滿英倫三島，后來辭去教授之職，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處觀察，參考數(shù)據(jù)，作下筆記，于是學富五車，寫成了《國富論》。我敢十萬博一，在今天大學的「發(fā)表或滅亡」的約束下，這樣水平的書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像孟德爾一樣，史密斯也是為了好奇，也執(zhí)著，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執(zhí)著，不放手，六十五歲退休后動筆，寫成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有人說我說這三卷《經濟解釋》高于《國富論》——胡說胡說，從來沒有說過，但其它的經濟巨著我有沒有如此這般地說過我就不敢擔保了（一笑）。好奇、執(zhí)著、不放手，殺出重圍之后夸夸其談一下用不著殺頭吧。討厭那些自己在學問上一無成就而批評我早就放棄了學術的人。在「發(fā)表或滅亡」的局限下，這些人變得麻木，不知學術的真諦是什么。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我是過來人，對整個發(fā)展的來龍去脈知得詳盡，何況在極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師友皆一時才俊。今天回顧，我想不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發(fā)展中，有哪一項比較重要的思維是因為迫著要發(fā)表而想出來的。
回頭說中國目今的學術發(fā)展，個人認為不對頭的，要怎樣改進不容易。言論與出版的約束肯定有礙，但放寬了恐怕也不足夠。有了創(chuàng)新思維的跟進工作，政府資助會有助，或可強逼一下。問題是創(chuàng)新的、有啟發(fā)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錢就買得到，更不容易逼出來。
要培養(yǎng)學子的好奇心，要使他們明白學問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種回報，而尊重甚至仰慕學者應該是教育的一部分了。這是說，今天中國需要的是風氣的培養(yǎng)，即是學術氣氛的問題。幾年前我贊國內的學術氣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況。今天國內的本科氣氛還不錯，但研究院很有問題。研究院是龍頭，其學術成就搞不起，沒有啟發(fā)性，本科早晚會受到不良影響的。
中國開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樓大廈多得不得了；公路興建得非常快，但還是堵車頻頻；在缺電的情況下工業(yè)產出直線上升。孩子們被父母打得在琴鍵上運指如飛；什么國際入學試考得美國佬不相信成績是真的……。這些逼出來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難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來的。學術思想的源頭逼不出來。與西方的層面相比，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在國內還數(shù)不出幾個思想大師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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