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政府發布了《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報告》，全面總結了過去15年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的情況，并就中國未來的發展進行了前瞻。其中，促進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利是重要的一個方面，而農村婦女參政是其中的重點。中國在提高農村婦女參政能力方面都有哪些新變化？中國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能夠為農村社會治理帶來什么改變，對于維護婦女自身的權益有什么好處？針對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社會轉型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仝志輝。
記者：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近年來中國在提高婦女參政能力方面都有哪些新變化？
仝志輝：總體來看，中國婦女參政呈現上升勢頭，為提高婦女參政能力營造了大環境。目前中國婦女參政的社會環境和參政比例大有改觀。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以來，中國婦女界積極主動推動婦女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民主參與意識日益增強，目前正在形成婦聯系統、專家學者和女性領導的合力，全面廣泛影響政府決策。1995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提出婦女參政的明確目標：積極實現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都要有女性。各級組織部門設立了承擔女干部選拔培訓工作的機構，出臺了一些特殊的傾斜政策，基本做到了在各級領導班子換屆中，沒有女干部人選不予審批，在領導班子調整配備時，同等條件下實行“女性優先”的原則，有力地促進了女性參政比例的增加。據統計，中央和國務院以及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班子實現了至少有1名女性的目標，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有60%的政府班子實現這一目標。
從制度環境看，目前全國性的有關婦女參政的政策法規中社會性別意識主流化十分明顯。從國家政策層面看：《中華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章程》（2003年8月26日第九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部分修改通過）第五章“基層組織”第二十二條規定：“農村的行政村、鄉鎮企業、農林牧漁場、城市的居民委員會、街辦企業和專業市場等設立婦女代表會。”“婦女代表會按居住區域、單位，由成年婦女選若干代表組成，推選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負責日常工作。”“婦女代表會一般三年舉行一次。代表任職期間如有變動，可以補選。”“在居住分散的農村山區、牧區，農、林、漁場，婦女組織形式應從實際出發靈活設置。”
記者:中國在提高農村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比例方面有哪些積極的政策措施？
仝志輝：1998年和2010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都明確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8年）第九條規定：“村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至七人組成。”“村民委員會成員中，婦女應當有適當的名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0年）第六條規定“村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至七人組成”，“村民委員會成員中，應當有婦女成員”。
為貫徹以上法律規定，1999年，民政部接受全國婦聯的建議，專門頒發了《關于努力保證農村婦女在村委會中有適當名額的意見》（民發[1999]14 號），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條件具備的地方，可探索在選票上注明婦女應有名額的辦法。對利用宗族、派性勢力，給婦女參選、當選設置障礙的，要依法予以制止和處理。已經完成最新一屆村委會選舉的地方，要認真總結經驗，凡村委會班子中沒有女成員的，當屆期內村委會成員出現缺額時，應首先補選女委員，或建議黨委部門在村黨支部內配備一名女干部”，該意見有效遏制村委會選舉與婦女參政目標的背離現象。中辦、國辦2002年7月14日發出的《進一步做好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要保證婦女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合法權益，使女性在村民委員會成員中占有適當名額”。
這些年來，通過不懈工作，村委會成員中女性比例有了明顯提高，由2000年的15.7%提高到2012年的22.1%，村委會主任中的女性比例也有所提高。一些省區成效顯著，如青海省，在青海省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的《青海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中對婦女參選做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在“總則”章節第二條中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中應當有婦女成員”，在“提名候選人”章節第十九條中明確規定“正式候選人中應當至少有一名女性。” 該辦法在“選舉程序”章節第三十二條中還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的當選人中有婦女的，委員的當選人按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沒有婦女的，委員的當選人按照下列原則確定：有婦女獲得過半數票的，應當首先確定得票最多的婦女當選，其他當選人按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沒有婦女獲得過半數票的，應當在委員的應選名額中確定一個名額另行選舉一名婦女為委員，其他當選人按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規定為婦女當選村民委員會成員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障。該省2014年第九次村（居）委會換屆選舉結果顯示：全省共有5818名和3458名婦女干部進入村和社區“兩委”班子，分別占干部總數的15%和67.9%，實現了全省每個村（社區）“兩委”班子中至少有1名婦女干部的預定目標。
記者：中國農村婦女參政狀況的改善有何重大意義？
仝志輝：中國提高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比例是緊跟世界婦女參政的發展潮流。國際社會為婦女參政得到根本性改變而做出共同努力。自1975年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北京）以來，國際社會就一直為婦女解放和兩性平等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北京世婦會通過了兩個文件：《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確定了提高婦女地位的12個重大關切領域，其中就包括在政治領域和權力社會中提高婦女參政比例的規定。為執行大會文件精神，中國政府迅速頒布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后來又頒布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20）》。
婦女參政包括權力參與和民主參與兩方面。孫中山曾經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水平因為在歷史上幾番錯失良機而已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今天社會性別意識成為世界性發展主流意識當中，我們當然要吸取教訓，迎頭趕上，不能錯失機會。中國作為人口大國，農村婦女占農村人口一半，但基層農村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的比例卻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印度）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目前只有22%。我們亟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創新、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納入社會性別意識，謀求性別公正和男女平等，確保和促進村委會女性成員比例的進一步提高，推動基層農村全面小康社會建設。
記者：中國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能夠為農村社會治理帶來什么改變？
仝志輝：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農村社區治理和村莊秩序維護。目前農村組織化程度降低、農業合作能力下降、人際關系疏遠、村落式微，同時在農業勞動力過剩中男性普遍外出務工。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婦女不但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力軍，而且主要成為村莊治理、秩序維護（比如她們主張禁止賭博、酗酒、吸毒、反貪污和投機以及重視孩子教育等）的重要內生性資源，同時她們的母性和母愛也逐漸教育了身邊的子女，很好地促成了尊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意識的基礎性教育。從公共管理學角度看，通過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及其比例的提高，農村社區的治理秩序的組織結構會得到更為合理的重組，會更有利于社區的良性發展。實際上從過去“尚武”（崇尚體能）社會邁向今天21世紀“尚智”（崇尚智能化）社會，女性在公共管理方面因為她們的細致、耐勞等優勢，反而會比男性更具實力，工作效率更高。
此外，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還有利于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公正的維護。在今天農村女性實際成為農村生產和社區發展主力軍的條件下，基層民主沒有女性的參與，沒有女性參與村委會或成員中女性比例偏低，就會不可避免地在決策中出現“男權壟斷”盛行，不符合時代民主發展的潮流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不利于社區的發展。農村婦女參政也體現了公正原則，需要根據“差別原則”和“補償（調劑）原則”，改善制度環境，促進性別平等。在這里，我們需要考慮女性與男性的生理、體能差別，而適當尊重和照顧女性的差異，即打破“絕對平均主義”；同時對最少受惠者進行補償和保障，農民是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而農村婦女更是弱勢中的弱勢群體，所以對她們參與村委會及其比例的提高需要采取調劑、補償原則加以保障和培護。
記者：中國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對于維護婦女自身的權益有什么好處呢？
仝志輝：首先，可以有效維護農村教育和土地承包中女性權益。農村女性文化教育的權利一直得不到較好維護，往往初中畢業或者初中未畢業甚至小學畢業，或因家庭經濟困難或因“女孩讀書無用論”等原因不再有機會深造，結果造成整個中國農村女性受教育的人數、機會比男性低。通過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及其比例提高，就能較好地解決“自家姐妹”的教育問題，比如她們自己“現身說法”或者以自身經歷的深刻體會向高層提出有利于女性繼續就學的費用減免等促進、優惠性的政策法規等，這樣就能從整體上全面提高農村婦女的文化素質。土地承包法執行過程中也沒有很好考慮女性的土地承包權益，比如婚嫁后女性在婆家的土地如何分配得到以及婚嫁后娘家的土地是否上收，離婚后回娘家的女性其土地如何解決等等一系列問題，過去都在站在男權文化視角或“性別中立化”方面制定政策和處理這些問題。
第二，可以較好解決涉及婦女切身利益的案件和事件。目前農村中出現的生育性別、家庭暴力、結婚離婚等案件逐年上升，仍然較多的存在男性對女性的欺凌和壓迫，如強迫妻子或兒媳多生孩子或者沒生男孩遭到歧視、離婚中女性總被當作“無理方”對待、家庭中丈夫對妻子或婆家對兒媳的暴力事件等，都在處理過程中因男性領導著缺乏現代的社會性別意識或對女性缺乏應有的人格尊重，常常摧殘女性身心發展，所以需要通過提高婦女參政能力來加以圓滿、合理地解決。
第三，可以較好解決對女性生理心理疾患的社會救助。農村女性生理和心理問題從更深層次講，更多是農村女性自身的性別隱私，男性領導者既沒有同樣的體驗，也不便于詢問和完全深入了解。尤其在涉及到公傷害引起的疾患但又需要村組織出面解決的時候，女性患者迫于女性本身的隱私除了向家人訴求外，也難以向男性領導者和盤托出。所以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及其比例提高，對類似這樣的問題會有更多的自身體驗和交流的機會，也會更有利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會因為貽誤時機危及女患者身心健康和生命。
記者：您對未來中國農村婦女參政能力的提高有何建議？
仝志輝：當下，村委會中農村婦女參與仍有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村委會成員中的女性比例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二是村委會中女主任的比例更低，女委員主要分管計劃生育等工作，在村務管理和決策中邊緣化的狀況仍然沒有改變。三是村民代表會議、村務監督機構等其他村民自治組織中的女性比例還缺乏全國性的統計數據，因而無法得知婦女參與村級事務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狀況，不利于《村委會組織法》中相關內容的貫徹執行。
因此，要在這幾個方面主動開展工作，不能被動等待或順其自然。原因在于男權強勢文化和千百年來的社會性別觀念根深蒂固，順其自然的結果仍然是男性排擠女性。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間上下聯動，需要采取“推拉”策略，即政黨、政府要自上而下“拉”，普通民眾要自下而上“推”，這樣才能促進婦女同男性在政治權利方面的平等并進而在全社會形成新的社會性別文化和風尚。特別要著重從確保村委會婦女當選比例或名額、從讓婦女脫穎而出出發，倡導加強制度環境建設和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以期讓這些具有領導能力的婦女帶動更多的婦女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管理。（記者焦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