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1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有關情況舉行了發布會。“全面兩孩”的實施意味著在中國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歷史舞臺。這項新時期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哪些新內涵和新意義，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又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本期訪談邀請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教授，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一一為您解答。
歡迎您翟院長。
翟振武: 各位中國網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 非常歡迎您今天做客我們的節目。我們首先關注一下網友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全面兩孩”正式實施了，哪些人是符合這個“全面”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人群？在這個文件正式頒布之前出生的第二個孩子是否屬于“超生”呢？
翟振武: 兩孩”政策以后，哪些人屬于政策的目標人群？這個目標人群其實是全中國所有的合法的育齡夫婦（15到49歲）已婚婦女中，只有一個孩子的，這個人群大概有1.5億人左右。但在只有一個孩子的婦女中，有一部分按照現行政策是可以生第二個孩子的，所以要把她們刨除掉。比如在農村地區實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如果農村婦女第一個生育的是女孩，就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如果第一胎是男孩的話就不能再生了，這樣平均起來叫做“一孩半”政策。所以，在農村的婦女，第一個孩子如果是女孩的話，按現行政策就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只有在現在農村婦女中，第一個孩子是男孩按現行政策不能生第二個了，所以，這批人是新的“二孩”政策放開的人群。
還有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原來不允許生第二個孩子，但有了“單獨兩孩”和“雙獨兩孩”政策，他們可以生第二個孩子，這部分人也要刨除掉。把這兩部分的人刨除，從1.5億人群大概減去5000萬左右。所以，“全面兩孩”政策囊括進來的目標人群大概是9000多萬，這是“二孩”政策實施后目前看到的，囊括進來的可以來生育第二個孩子的育齡婦女的人數。
您剛才講到在這個政策實施之前生的孩子是不是屬于“超生”，也分兩種情況。在政策實施前原來就允許生第二個孩子的，在這個政策下生完全是合規合法的。但在這個政策實施前的九千多萬婦女中，如果有人生了第二個孩子，按照原來的政策她是不能生第二個孩子的，所以，在政策實施前生下第二個孩子的（不包括懷孕），顯然屬于計劃外的生育，我們也叫做“超生”。因為任何一個法律政策總有實施的時效和時間，這是一個人為的時間了。1月1號開始實施之前當然就算超生，1月1號之后的就符合現行的法律法規。
中國網: 剛才您提到“育齡”，請問一下“育齡”是怎樣的一個年齡區間。
翟振武: “育齡婦女”在人口學和生理學上的定義是15到49歲，在這期間婦女處在生育年齡，這是一種標準定義，所以，我們講育齡都是15到49歲。因為15歲，婦女一般來說已經有例假，可以排卵、有生育能力了，到49歲以后大量婦女有停經絕經的情況，所以，平均來說50歲以上的婦女不再具有生理上的生育能力，所以我們定義在15-49歲。
但現實中這個年齡定得還是比較低。隨著教育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很多20歲大學畢業的，我們婚姻法規定女性20歲結婚，所以，在15到20歲只有很少的女性真正加入生育行為，所以定義是15到49歲，但事實上在中國絕大多數的婦女都是在20歲到49歲之間生育的。
中國網: 雖然國家現在全面放開“兩孩”，但很多家庭特別是一些大城市的年輕夫婦，由于生活壓力比較大，生育養育成本比較高，可能他們并不愿意真的去生第二個孩子。您認為國家是不是也要更新相關配套措施，比如針對您剛才提到的育齡女性的就業問題、生育保險問題、產假及陪產假等一系列的問題做一些更新，解決這一人群的后顧之憂，讓大家“敢生”第二胎呢？
翟振武: 您說得很對。在大城市中很多年輕夫婦面臨工作壓力、收入壓力、住房壓力等等，所以在生育孩子方面有的不愿意多生，有的只生一個，甚至少部分人一個孩子都不生，我們稱其“丁克家庭”。在大城市中年輕夫婦的生育意愿降低也是正常的，因為從全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說，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隨著人們經濟收入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社會保障程度的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越來越降低。所以，可以看到在現在的中國城市里的生育意愿就比農村低，這和城市的發展、與現代化進程有密切的關系。
城市里面年輕夫婦生育意愿降低，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有社會保障退休金和養老保險制度，就不需要像老一代人“養兒防老”，所以生育意愿是降低的。隨著城市化發展過程，生育意愿可能還會進一步降低。
第二，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現在的條件下仍然想生育第二個孩子，但現實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使得他們不敢生。因為在城市里和在農村里不一樣，生第一個孩子要花費很多的精力，生育、照顧、培育孩子成長，占了很多的時間，在工作上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如果再生第二、第三個孩子就會占用更大量的時間，所以，工作壓力、就業壓力、自身發展的壓力都很大。
現在在招工就業當中，有的年輕女性其實還是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很多單位愿意招收男性，不愿意招收女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來女性只生一個有的地方都有就業的歧視，現在還要生兩個，還要再培育、撫育孩子成長，就業方面面臨很大的壓力。包括她自己的發展，時間上就有了競爭性，為了照料孩子和家庭，在工作和職業發展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就會更少，在生活上當然也會有很大的壓力。
翟振武: 在城市里養育一個孩子的生活成本還是要比農村高得多，特別是在大城市中本來就很高，隨著今后經濟社會的發展養育成本還會越來越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壓力也會很大。養育一個孩子住房面積小一點就可以了，如果再生第二個孩子房子還要更大一些。還有照料孩子的時間，城市里節奏比較快，要按時上下班，而農村種地沒有定點了，所以，這種情況下（城市里養孩子）就需要人來照料，需要老人來照料或者需要幼兒園的支持。所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生育成本越來越高，需要的各種資源越來越多。在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婦女的生育意愿在不斷降低，而且生育孩子面臨的壓力和困難也比較大。在這一方面，國家可以做很多方面的工作來支持、鼓勵、幫助婦女能夠實現自己的生育意愿。
比如，現在生第二個孩子也會延長產假，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措施。第二，在生育保險方面也會繼續提高力度。婦女生育總要有資金方面的支出，我們有“計劃生育”的保險，加入了保險以后現在能有一定的補償，當然還是應該繼續提高補償力度。第三，對于婦女就業的保護政策要落實。第四，公共服務的供給要及時跟上。比如生育，醫院要大規模投資，使生育第二個孩子能得到很好的醫療保障，不要生孩子建卡都建不上，甚至要到各個醫院、私人醫院去生孩子。第五，我們的托兒所、幼兒園還要大規模的建立起來。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婦女一人生四五個孩子，這樣還是都有托兒所、幼兒園上，離家也近，但現在城市里的托兒所和幼兒園沒有達到遍地都是的程度，所以還是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方方面面應該提出更多的措施，能夠支持、幫助、鼓勵婦女按照自己的愿望生下第二個孩子。
中國網: 我們剛才聊了“敢不敢”生的問題，還有“能不能”生的問題。在我國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育齡婦女有9000萬左右，但其中60%在35歲以上，50%是在40歲以上，屬于高齡產婦。在生育風險和服務方面都面臨著比較大的挑戰，甚至會直接影響“二孩”出生的數量與質量，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翟振武: 這個問題在中國很特殊，因為我們有”計劃生育“，我們的人口結構有凹有凸，并不平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出生了相當大一批人，當時一年的出生人口大概是2500萬，最高是1963年出生了2900萬人。到了1975年以后，出生人數迅速下降。現在我們看到的9000多萬育齡婦女中能夠生“二孩”的目標人群中年紀大的比較多，40-49歲只有10個年齡組，但這個組大概占到9100萬人群的50%，將近有4500萬人是40歲以上的，這反映了我們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特別大。而年輕人群的人數就少一些，從15歲到29歲這15個年齡組的人才占到9100萬的50%。所以，在“全面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中，年紀大的偏多。
您剛才說到的這個數字，統計研究的結果，35歲以上的占到60%，40歲以上的占到50%，這些人還處在育齡期內，生理上可以生孩子。但隨著年紀越大，生育風險也會越大，高齡產婦的生育風險，像高血壓、心臟病方方面面的風險都會比較大。在這方面，我們的婦幼保健領域和醫療領域要提高服務質量，能夠確保這些婦女安全的生下第二個孩子來。降低風險，從技術上是能夠做到的。有高齡產婦甚至是45到48歲的婦女生了第二個孩子，有這個先例，是可以做到的。在全國層面上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水平要提高，大幅提高保障。人類輔助生育的醫療技術還比較成熟，包括試管嬰兒，在解決不育不孕癥方面我們的醫學進步還是很快的。所以，只要有意愿的話，絕大多數的婦女還是能夠生出第二個孩子的，但確實是在醫療保障、安全和降低風險方面，我們需要大量的投入，未來幾年要大力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
中國網: 在醫療中婦產科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除了婦產科之外，兒科大夫的問題也比較嚴峻。因為兒科大夫本身在我國就屬于供不應求的情況，“全面兩孩”會使得這種現象更加嚴重。您認為有什么樣的辦法能夠緩解這一矛盾，讓兒科大夫的供求關系適應當今的新形勢？
翟振武: 這是“全面兩孩”實行之后我們面臨的第二大壓力，第一大的壓力是孩子要生出來，接生，未來我們會面臨一個小的出生高潮，現在一年大概生1600萬，將來會到2000萬，這對我們的接生能力就是巨大的考驗。
接生之后，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總要到醫院里，需要各種各樣的醫療服務，這時候兒科醫生就是我們要面臨的第二個巨大的挑戰。在中國的現狀，恰恰是婦幼保健和兒科醫生都比較缺乏。我們的婦幼保健能力，經過這些年，能力提高了，質量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不足。兒科醫生更加不足，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我們在人才培養方面，兒科醫生專門的培養需要從大學開始，經過七、八年的時間，現在人才培養體系缺失，我們沒有兒科專業的大學生，都混合在一起叫做臨床醫學專業。臨床醫學專業的人將來可以從事兒科，也可以從事婦產類，也可以從事內科，因為比較通用，選擇度也高了，專業的兒科大夫反而就比較少了。
二是專業的原因，我們的兒科在過去這么多年的體制下，兒科醫生收入比較低，兒科在醫院里獲取利潤的能力也是比較弱的。兒童能吃多少藥呢，它和別的病，像搭一個心臟支架的情況還是很不一樣的。所以大量的醫生也流失了，需求還是很旺盛的。
所以，兩個方面，一是人才培養短缺，二是現在的機制下整個兒科比較薄弱。“全面兩孩”政策放開以后，我們會面臨新的出生高潮，過幾年兒童的數量就會大大的增加。我覺得這恰恰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短板，兒科的建立和擴容，兒科醫生的加速培養應該是當務之急。
當然培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現有的醫生當中，可以調劑、轉行、快速學習，盡力迅速擴大兒科醫生的隊伍，擴大兒科醫療保障的能力，才能使“全面兩孩”政策落實得更好，也能讓億萬育齡婦女能夠安心、順利、安全的生出和養育自己的孩子。
中國網: 剛才我們聊到了一些網友普遍關心的話題，現在我們回到政策本身，為大家解讀一下政策。“全面兩孩”已經正式實施了，我們知道在2008年國家就推出了關于生育政策調整“三步走”的計劃和思路：第一步是“雙獨兩孩”，第二步是“單獨兩孩”，第三步就是“全面兩孩”。您覺得現在正式推行“全面兩孩”是不是一個比較恰當和成熟的時機呢？在2015年您也預言過，“全面兩孩”政策最快要在2016年年初實行，2016年才剛剛開始就正式實行了，是不是多少有一點刻不容緩的感覺？
翟振武: 現在實行“全面兩孩”政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考慮、論證提出的政策。您剛才說從2008年國家事實上就開始了生育政策比較大規模的調整，在2008年之前我們生育政策也進行過調整，只是沒有引起新聞界和群眾這么大的關注，我們只是把一孩和二孩之間的間隔在全國取消了。以前農村地區可以生兩個孩子，但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的生育時間有間隔，多數地區規定間隔四年以上。包括現在北京市的生育條例，生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孩子也是必須間隔4年以上，這是以前的條例。
從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大概全國20個省就把生育間隔政策取消掉了，這也是生育政策的一個調整。有些省雖然沒有明文取消生育間隔，但其實也變相取消了限制。比如北京市規定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孩子間隔四年以上或者女方28歲以上，就是說你滿足其中任一一個條件，第一個孩子生完再生第二個孩子要間隔四年以上，或者女方只要達到28歲以上生第二個孩子就不用管間隔。在北京這樣的城市里，很多婦女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已經快28歲甚至28歲都過了，所以生育間隔對這些婦女并沒有限制作用，這個政策在2000年以后就逐漸開始了。
到了2008年以后逐漸開始啟動生育數量調控的政策，先是“雙獨兩孩”，然后是“單獨兩孩”，最后是“全面兩孩”，這是一個連續、平穩、逐步推進的過程，而不是一下子把生育政策從原來的“一孩”政策一下子調整到“兩孩”政策，避免大起大落，走了一個逐步的“三步走”方針。從“雙獨兩孩”到“單獨兩孩”到“全面兩孩”，這是一個“軟著陸”的過程，保證了我們生育人數平穩的變化。
翟振武: 在2013年“三中全會”提出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當時讀一下“全會決定”就可以看到，這句話之后緊跟著一句話，“繼續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內涵就是“全面兩孩”。所以，應該說在兩年以后，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實施“單獨兩孩”政策，繼續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當然很明顯就是指“全面兩孩”政策。所以很多人在“三中全會”后問“全面兩孩”政策什么時候有時間表，因為有中央的決定，在這個過程中，我個人覺得事實上醞釀、討論、研究的過程是一氣呵成的，設計考慮“單獨兩孩”政策的時候已經考慮了“全面兩孩”政策，整個這個政策是一個體系過程，都已經考慮到了。
所以，當時說過了幾年，大概在“十三五”期間“全面兩孩”政策就可以實施了。2016年正好是“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年，所以，我覺得這是經過深思熟慮有計劃的，不應該覺得意外，既不覺得太快，也不覺得太遲。如果了解情況，可能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時機還是非常好的。因為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有一個出生高峰，這個高峰在2016年會比較高一些，因為要受孕懷孕2015年不會有太多的孩子出生，到2016年會更多一些，2017年也會有。
“全面兩孩”政策在2016年開始實施，真正第一批的孩子應該是在2017年下半年出生，而真正的出生高峰應該是在2018和2019年，所以這兩個出生高峰錯開了。“單獨兩孩”政策實現了自己的平穩過渡和錯峰功能，接著“全面兩孩”政策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實施。這還是一個設計得很完善，逐步“軟著陸”的過程。
中國網: 國家在生育政策調整的過程中還是比較成體系和長遠、全面地考慮的。
翟振武: 這不是拍腦袋就決定的。經過了一百多場的論證，征求了幾百名專家的意見，進行了調研，經過了論證和研究。這是一個大的政策，涉及到億萬群眾和家庭。
中國網: 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是規定“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而在最新出臺的《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中，把“提倡”改為了“全面實施”。雖然這兩種說法的內涵與意思基本一致，但措辭上的細微變化是否也體現了政策傾向上的一些改變呢？
翟振武: 我覺得沒有改變。因為中央新發的決定，事實上它起草孕育過程比較長。在那個時候就是“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而不是“提倡”，在“五中全會”公報上也是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五中全會”公報以后，在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時候，大家看到的詞句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是修改的時候繼承了原來的法律條文，原來寫的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現在把“生育一個孩子”改成了生“兩個孩子”，所以“提倡”還是在的。當然在法律上講的是“提倡”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要是“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當然在政策上規定就不能生第二個孩子。“提倡”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當然政策就要有新的規定，也不能生三個孩子。所以，在中央最近下發的“決定”里“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我認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是具體政策的部署，而法律是指一般法律條文反映的這樣一種傾向和精神。我國從當時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現在走向提倡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中央的決定是具體的決定部署，我覺得在精神實質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中國網: “全面兩孩”的實施，意味著在中國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歷史舞臺，您如何評價這項極具“中國特色”的政策在歷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是不是推行了“全面兩孩”就意味著“計劃生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呢？
翟振武: 第一，我們講“獨生子女”政策，現在很多人講“獨生子女”政策退出了歷史舞臺，如果這樣來評判的話，我覺得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在1980年，中央發了一封對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黨員、團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我們從1980年起黨和國家實行的是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政策，當時這個要求在城市里大概能夠達到95%，農村能夠達到90%，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很多人都認為從那個時候中國開始了“獨生子女”政策的時代。但事實上到了1984年，中央又下發了一個關于計劃生育的文件，叫做《中共中央的七號文件》，在那里面實際上對生育政策進行了很大的調整。農村大部分地區主要是漢族地區都變成了“一孩半”政策，已經改變了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在城市里還是維持了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1984年經過大的政策調整以后，應該說中國的生育政策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兩孩政策”“三孩以上政策”的多種政策組合的“計劃生育”政策體系。所以，應該說是幾種政策都有的混合的體系。
比如，從1984年一直到2012年、2013年“單獨兩孩”政策之前，我們主要的政策是“一孩政策”，覆蓋整個中國人口35%，主要是在城市地區實行。所以，新聞媒體和一般能發聲的人都說現在實行的是“一孩”政策。這些人中城里人可能比較多，所以只能生一個孩子，但其實“一孩政策”在中國只覆蓋了35%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蓋了53%的人口，主要是漢族農村地區。還有“兩孩政策”，在全國大概覆蓋9.3%的人口，主要包括少數民族地區、深山區和貧困地區，占到人口將近10%。另外還有百分之零點幾，實行的是“三孩”以上的政策，主要包括少數民族中的牧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農村，像西藏的農村就沒有“計劃生育”政策。
不過，確實“獨生子女”政策和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核心思想是在“全面兩孩”之前的主要思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到“全面兩孩”政策，確實意味著“獨生子女”政策和“獨生子女”政策的精神所圍繞的這樣一個政策體系已經結束了，現在所有的合法夫婦都可以自由的來生育兩個孩子。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也是一個時代的重大的變化。當然這個變化不是從今天突然一下子結束或者開始的，也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應該說從1984年逐步過渡，到今天應該說是“獨生子女”政策和思想形成了這樣一個政策體系，退出了我們這段歷史。
翟振武: “獨生子女”政策的退出也有很多原因和必然性。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和提出“獨生子女”的政策的當時，是因為人口增長非常快，人口形勢很嚴峻。當時一年出生的人口是2800萬，高的時候2900萬，刨除死亡人口，一年凈增長人口達到2300到2500萬之間，凈增長的人口比現在澳大利亞的全國人口還要多，所以，對當時中國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壓力非常大。在那個時候，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或者說是“獨生子女”政策，當時就很明確的表示，“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是暫時的政策，因為人口形勢嚴峻。當這種嚴峻的形勢扭轉了，就可以實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當時這個政策的提出是為了抑制人口過快過猛的增長，而且還說得很明確，這個過程大概需要30年，30年以后我們的人口形勢緩解了就會實行不同的政策。從1980年、1981年到2013年“單獨兩孩”開始實行正好30年多一點，到2015年實行“全面兩孩”30年多一點的時間。應該說“全面兩孩”的政策，要說從孕育，30年前就埋下了孕育的種子，只不過經過這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人口形勢得到了很大的緩解，所以就可以實行“全面二孩”的政策。
當然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和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人口發展軌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的人口增長率只有千分之五左右，相當于六十年代的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這是巨大的下降，這是人類四分之一國度里完成的人口轉變。在這樣短的時間，我們的經濟社會還不是很發達的條件下，我們完成了這樣的轉變，這在全世界都是受到高度矚目的。像有些歐洲國家用了一兩百年的時間才完成這樣一個轉變，中國用了很短的，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使得我們人口形態進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時代。現在所有的歐洲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是處在一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時代，在這之前他們都經歷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的時代。所以，中國現在的人口形態和人口再生產的模式已經和發達國家沒有區別了。在這個過程中，“計劃生育”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中國的人口要是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會比現在多三到四億。現在13.7億，如果再多3到4億是17億多人口，對中國的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各方面的壓力都會更加的巨大。所以，“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為中國提供一個更好的發展條件和基礎，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
中國網: 您的意思其實現在“全面兩孩”依然是“計劃生育”中的一個部分，只是對我國人口政策的一個調整和完善。
您也提到我們推行“全面兩孩”政策是希望進一步的改善我們的人口結構，緩解我們的勞動力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那么您認為這個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您的期望值是什么樣的？
翟振武: “全面兩孩”政策包含了很多方面的目標和期望值，它不是單一的。有人覺得中國人少了，要多生一點，我覺得“全面兩孩”政策調整目標不是這樣的。中國人口總量13.7億，已經非常龐大，現在還是世界第一。“全面兩孩”政策調整以后人口總量會比原來不調整政策有所增加，有所增加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口結構，不是單純為了增加人口總量，雖然會增加人口的總量，但目的并不是為了增加人口總量。
實行“全面兩孩”政策是要追求人口均衡的發展，既要調控人口過快過猛增長，同時要讓人口結構不要過度老化，勞動力不要過度減少，家庭不要過度的規模縮小。所以“全面兩孩”政策對調整人口結構，對緩解勞動力未來的供應，對改變家庭結構和家庭的規模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又不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比如“全面兩孩”政策對未來的老齡化能夠起到緩解作用，能夠降低老齡化的速度。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老齡化的這種長期的趨勢。中國將來依然還會繼續老齡化，只是速度比以前慢了一些，程度比以前低了一些。比如“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后，未來的老齡化，大概到2050年左右會比不實行“全面兩孩”政策降低3個百分點。到那個時候60歲以上的老人大概能夠從占36%左右，降到32%、33%左右的水平，能夠把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同等老齡化程度到來的時間向后推遲一段時間，它起到一個緩解和降低的作用。
翟振武: 中國未來還是會老齡化，全世界人類都在老齡化，這是必經階段。緩解老齡化是政策的目標，確實有作用。關于對未來勞動力的供應，中國勞動力每年減少幾百萬，原來我們有9億3000多萬，現在降到了9億1000萬，每年降三四百萬的水平，但我們勞動力整體上還是非常豐富的。我們有9.1億到9.2億（15到59歲）的勞動力人口，這個量還是很大的。現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全部勞動力總和是7.48億，中國勞動力是9.1到9.2億，比他們多出1.6到1.7億，所以，勞動力總量還是非常豐富。但從2022年開始我們勞動力下降速度會加快，從現在到2022年我們勞動力下降速度還很緩慢，在“十三五”期間下降速度緩慢，到2022年以后下降速度就會加快。中國的經濟坦率說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勞動力數量的快速下降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傷害。中國經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還是需要時間和過程，所以，勞動力的轉化和下降不能太快，太快會對經濟有傷害。
所以，現在實行“全面兩孩”政策，大概在2030年以后就會比原來政策不放開的條件下，補充進很多新的勞動力。按照測算，大概到2040年到2050年，跟原來政策不變相比能補充3000萬左右的勞動力，所以對緩解未來勞動力的供應短缺，提高我們經濟增長潛力還是有重要的作用。
中國網: “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最主要還是為了能夠改善人口結構，達到一個“優生”的效果。目前“少生優生”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但在不少地方“少生和多生”，“不生和超生”的矛盾依然存在，“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現象還是比較突出，您認為新政策的制定有沒有考慮到這一方面的情況？在這一政策落實過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翟振武: 您說得很對。大家都說中國生育率已經比較低了，總和生育率1.6左右，按照現在的生育水平，一個婦女一生當中平均要生1.6個左右的孩子。但這是全國的平均數，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內部差異比較大。像北京、上海很多年輕夫婦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愿意生一個孩子，但到了很多農村地區生兩個孩子的比比皆是，家家戶戶都生兩個孩子。你要到更貧窮的一些地方，發現生育率還是很高的。所以，中國內部的差異還是很大的。因為生育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還是有密切關系的。比較貧窮的地區、比較落后的地區、農業占主要成分的地區生育水平還是比較高，人們的生育愿望比較強烈。所以，我們“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還要繼續堅持。
我們講的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但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講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生第三個孩子仍然違反政策，仍然要處理，包括征收社會撫養費等等。所以，這次“全面兩孩”政策是指都能生兩個孩子，但意味著還是不能生第三個孩子，還是有這種意思在里面，如果沒有這種意思在里面，你就變成全面放開了，而不是“全面兩孩”政策了。
中國網: 以前的“獨生子女”甚至是“單獨兩孩”期間，國家衛生計生部門的重心還是在控制人口方面，可能會著重于發放準生證，核實準生情況等等。現在“全面兩孩”放開了，雖然還沒有全面放開，但已經允許普通家庭都能生兩個孩子了，國家衛生計生部門的工作重心是不是也會有所轉移？您認為今后這些相關部的工作重點應該是哪些？
翟振武: 您說得很對。我們從準生證談起，現在大家一般講辦理“一孩”、“二孩”準生證。事實上“一孩”、“二孩”準生證在全國都已經改成叫做計劃生育服務證，不叫準生證，淡化了批準審查的色彩，變成了計劃生育服務證。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名稱的變化，就反映了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變化。以前辦理準生證，批準生不生，進行核查檢查，進行計劃生育的落實，調整人口數量是一個重點工作。隨著調控人口數量的壓力變得越來越輕，而且我們工作的對象也變得越來越少了，現在全國多數人80%以上的認為生兩個孩子已經足夠了，真正生三個到四個的已經不多了，所以計劃生育調控對象比以前少得多了，所以，“計劃生育”的工作從以數量調控為重點轉向以服務為重點，轉向對人口結構的調控為重點，生殖健康服務和支持家庭發展這樣政策的落實成為它的工作重點。數量的調控依然存在，但今后越來越向“優生優育”和生殖健康服務方面轉折，前些年已經發生過這樣的轉折，準生證名稱的變化和修改在全國已經統一了，這就反映了工作重點的轉移，不再是去調控去講政策，而是強調了服務，重點越來越放在了服務方面。
中國網: 相關部門的服務工作也要跟得上，才能和我們的生育政策相匹配。我們剛才提到說從2008年到現在經歷了生育政策“三步走”的過程，到現在第三步已經走完了，或者說正在走，您認為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會有“第四步”，比如放開“三孩”“四孩”或者全面放開的情況？
翟振武: 這個會有的。因為生育政策是根據人口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的，中國的生育政策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生育政策從1984年就開始不斷的調整，經過了90年代、2000年取消間隔，從“單獨兩孩”、“雙獨兩孩”再走向“全面兩孩”，隨著人口形勢發生著變化，它不斷在進行著調整。所以，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不應該覺得意外。
現在是“全面兩孩”政策，會相對穩定一段時期。因為在未來的四、五年，我們的生育率會有一個提高的過程。將來等到累積的能量釋放完以后，再回落到正常。現在我們的生育水平大概1.6個孩子，在有政策限制的條件下是1.6個孩子，在“全面兩孩”的政策下，正常以后，生育水平能夠維持在1.7、1.8的水平。這樣一個水平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設定的目標，我們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維持1.8左右，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長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過高過低都不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的發展。所以，“全面兩孩”會相對穩定一段時期，但是今后生育率仍然會降低。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像日本和歐洲生育政策沒有任何限制和要求，但他們在1.5、1.6甚至1.4的水平上很長時間了。所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生育率水平還會繼續降低。在這個時候取消生育限制就會被提上日程，使得生育率進一步維持和提高一點。再進一步降低，我覺得有可能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因為那時候生育率比較低了，從人口的發展來說，從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目標來說，1.8左右的生育率比較合適，如果長期在1.5、1.6當然還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鼓勵。現在在俄羅斯、新加坡和一些歐洲國家，他們都實行的是鼓勵生育的政策。雖然不是有很明確的政策，但有很多措施，比如補貼奶粉，發放生育第二、第三個孩子的補貼，各方面福利的提供和增加，我覺得都可以算作鼓勵生育政策的措施，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鼓勵生育的政策。未來中國也會走到這樣一步，但這有待于未來人口形勢的觀察和發展變化。
中國網: 也就是說其實“全面兩孩”依然是一個階段性生育政策，將來隨著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還會進一步的做出調整和完善。
翟振武: 事實上在未來，從人口發展變化來說，未來即使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可能也不會引起現在這么多人的關注了。因為在那個時候多數人的生育意愿可能就是生兩個，所以說可以生三個、四個、五個只是少部分人關注，多數人不會像“全面兩孩”這樣關注。因為現在多數人的生育意愿停留在生育兩個孩子，按照現在的調查，60-70%的年輕人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所以引起很多人關注。等到再過八年、十年，我們人均GDP翻番，我們經濟繼續發展，社會保障程度進一步發展，那個時候人們的生育意愿也會下降，這時候即使是生育政策的調整，它的影響也不會有今天這樣巨大。所以，“全面兩孩”政策還是在“計劃生育”政策調整過程中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的一步，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步。
中國網: 非常關鍵。感謝翟院長今天做客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您給大家提供如此詳細的解答。本期節目就是這樣，非常感謝大家對本期節目的關注，我們下期再見。
（文字/主持/責編：黃婉晴 圖片：張若夢 攝像：孫宇 王宇迪 導播/后期：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