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3日，20年前的昨(3日)天，我國自己確診的首例艾滋病患者在福建一所醫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從確診到死亡，只有短短32天。時至今日，我國艾滋患者已有18萬人。
20年前，患艾滋病就等于接到死神通知書，而現在，隨著醫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患者可以帶菌生存數十年，他們不再纏綿病榻，而是和常人一樣工作生活。但是，因為害怕失去正常的生活，99%的HIV感染者和患者選擇對身邊的人守口如瓶。記者了解到，廣州去年共報告HIV/AIDS患者1585例，其中只有15%可尋訪蹤跡，其余的85%，要么留的是假身份證號碼、假電話，要么干脆拒接電話。他們隱藏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滴水珠消失在茫茫大海。
“中國艾滋病蔓延非常嚴重。這么多感染者選擇在人群中‘潛水’，對于防控非常不利。”一位專家如是說。
患者故事：“也許他們每天都與你擦肩而過”
“別以為艾滋病離我們很遙遠，其實它就在我們身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一位從事基層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人員這樣告訴記者。確實，在記者采訪的艾滋患者中，有背井離鄉的打工仔，有相夫教子的農婦，有牙牙學語的兒童，有滿頭白發的老者，有腰纏萬貫的企業主，也有奔波在寫字間的小白領。如果不是每月有那么一兩天，他們放下手頭工作，從四面八方匯聚到廣州第八人民醫院艾滋病診室，你根本想不到，這一群平靜候診的病人，就是艾滋病患者。其實，除了定期復診吃藥，需要時刻小心翼翼隱瞞病史外，他們和你我沒什么兩樣，辛勤工作，也同時享受生活的美好。
李可(男，40多歲，小老板，1990年確診)：“我是廣東首例HIV感染者”
“你問我是誰？告訴你吧，我是廣東第一例HIV感染者，1990年就查出來了。”從進診室開始，李可就顯得和別的患者不太一樣。走進診室，他和所有的護士熟絡地打招呼，然后拉張凳子一屁股坐在醫生旁邊。“能不熟嗎？我在這里看病10多年了。”
正好一位感染者帶著新婚丈夫來復檢，辦公桌上放著一袋喜糖。李可剝開一顆放進嘴中，神色有些黯然：“我看來是沒那個福氣了，這輩子就別想結婚的事了。”雖然看來氣色還不錯，就是偏瘦了一點，李可對自己的情況并不樂觀：“指標不太好，不過比最壞的時候好多了。”記者了解到，17年前，李可在春風得意的年紀被查出感染了HIV，他深受打擊，整整10年，他沒有按規定3個月復診一次。直到2000年出現嚴重并發癥，才被送到市八救治。現在，雖然李可病情仍不太穩定，但他已經恢復了正常生活，每個月到醫院復診一次就行了。
王美(女，30多歲，農婦，一家三口感染)兒子上學老公打工生活和以前一樣
坐在記者面前這個樸實的農村女子名叫王美，來自云浮，去年她和老公都被查出是感染者，一家四口中，除了大女兒幸免，唯一的兒子也感染發病。“我們從來沒輸過血，問過老公幾次，他都說沒有找過小姐。我不知道怎么感染的，可能是不小心接觸了別人的傷口吧！”問到病因，王美這樣告訴記者。“一開始非常絕望，治療以后慢慢就不怕了，其實小軍現在和別的小孩差不多，每天到學校上學，就是每月看一次醫生。我在家里照顧他，丈夫就在東莞一家工廠打工掙錢。”
“肯定不能告訴親戚，除了父母，誰都不能說。”王美堅決地表示。“擔不擔心小軍傳給其他同學？”王美愣了一下：“我告訴他不要和同學打架，應該沒事的吧。”
杜風(男，40多歲，企業主，確診半年)“得艾滋病未必不是因禍得福”
“我是通過婚外性行為感染的。”杜風并不避諱這點。“確實有那么四五次，安全套正好用完了。”“沒什么可后悔的。既然你情我愿，何必放棄享受！”杜風說，整件事他覺得最幸運的是沒有傳給老婆。“以前夜夜笙歌，沒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也沒這么認真關注過健康。怎么說呢？我覺得現在這樣，未必不是因禍得福。”
“我想再活20年應該沒什么問題吧，也就比一般人活得稍微短點。除此之外也沒什么差別。”“就當是糖尿病吧，不也得天天吃藥嘛。說句玩笑話，得糖尿病還得自己掏錢治，還不如得艾滋病，可以享受免費。”不過杜風也坦承：他得艾滋病的事只告訴了幾個親友，像同事、一般的朋友并不清楚。“過幾年吧，等他們能接受和一個艾滋病患者一起工作了，我再告訴他們吧。”
廣州現狀：20年來累計報告4806例死亡201例
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患者和常人一樣生活，這是好事，也是壞事。蔡衛平告訴記者：“因為擔心社會歧視，艾滋病患者選擇緘口不言，在人群中‘潛水’，但這又對控制艾滋病傳播帶來更大的潛在威脅。”“艾滋病到底是否會惡意傳播，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蔡衛平擔心地表示。
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廣州去年共報告HIV/AIDS患者1585例，但其中只有230例可尋訪蹤跡，其余85%，要么留的是假身份證號碼、假電話，要么干脆拒接電話。這給防控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記者進行了調查。
醫生歧視導致患者失蹤
“我忘不了看到檢查結果時醫生的表情。”來自珠三角某市的患者阿劍說，因為反復發燒，他到當地一所大醫院就診。當確診為艾滋病之后，醫生反復催促他出院。“那種神態，完全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樣子。”記者了解到，這種情況在廣州也不鮮見。在他們最脆弱的時候，醫生的表情猶如扎上一刀，怎能指望感染者說出一切？
按照廣州目前的防控辦法，發現HIV/AIDS患者后，由醫院向各區疾控中心匯報，再由疾控中心人員去進行個案調查，其中包括收集聯系方式，定期上門或電話隨訪等。遺憾的是，各醫院現在并沒有承擔這方面的工作。等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趕到時，患者要么早就走了，要么已經有了很強的防范心理，根本不愿出示真實身份、地址和電話。
流動患者占七成很難隨訪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流動人口HIV/AIDS患者占了新發病例的72.68%，這給防控帶來了很大難度。目前廣州各區疾控中心都會提供HIV/AIDS免費檢測，按規定要看檢測者的身份證。但是這個執行起來很難，有些人寧可不檢測，也不肯出示身份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妥協。
據悉，現在廣東對艾滋病患者推出“四免一關懷政策”，但問題是，抗病毒治療藥物雖然免費，但只針對本地戶籍人口，導致很多作為流動人口的感染者不愿被納入廣東的艾滋病防控體系。
廣州20年累計報告4806例 根據廣州市衛生局的統計數據，自1986年在來穗外國人中發現首例HIV感染者之后，廣州艾滋病疫情一直呈較快上升趨勢，截至2006年11月份，全市歷年累計報告HIV感染者480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755例，死亡病例201例。
艾滋病傳播途徑已經從靜脈吸毒傳播為主發展到靜脈吸毒和性接觸傳播并重，從去年的情況來看，靜脈吸毒和性接觸傳播各占了3成左右。蔡衛平說，性傳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說明艾滋病疫情已經進入向普通人群擴散的階段，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生存調查：以前常見艾滋患者孤獨死去，現在艾友經常結伴看病喝茶
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艾滋病專家蔡衛平說，記得十幾年前，送到該院的艾滋病患者，絕大多數已被家人宣判了“死刑”。他們中的很多人躺在病床上孤獨地死去，家人不僅不敢來看望，連尸骨都不肯來收。“那時住院患者一年也就一二十例，也沒專門的艾滋病診室。后來病人越來越多，去年共收治了280例住院患者，看門診的更是不計其數。”
蔡衛平說，近幾年來，該院收治的重癥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已經從十幾年前的50%下降到10%。經過醫生的搶救，不少免疫力已經崩潰的病人也被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此外，大多數HIV感染者或出院病人，只要堅持定期復查、規范用藥，完全可以像糖尿病患者一樣生存幾十年。
“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和以前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蔡衛平告訴記者，現在很多是老婆陪老公看病，哥哥陪弟弟看病，母親帶兒子看病。“有個危重患者住院，免疫力已經完全崩潰，他50多歲的哥哥放下家里的一切，沒日沒夜在病床邊陪了半個多月，直到弟弟康復出院。”艾滋病區一位護士說，他們的故事當時感動了所有的病人和醫護人員。
蔡衛平說，很多人都是坐幾個小時車，專門趕來市八看病，市八有一個專門的艾滋病區，他們到這里來，不用像在當地一樣躲躲閃閃，可以和醫生護士談心，還可以找到同病相憐而又談得來的朋友。“幾個要好的患者會約在同一天看病，然后一起找個地方喝茶聊天，有時還專門帶上自己的家人一起見面。”(雷坤 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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