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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趨勢
農民的心態可能發生變化。盡管農民對于貧富差距的態度較為理性，且暫時很少有“仇富心理”，但調查數據顯示，47.1%的農民認為今后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拉大，32.5%的農民認為貧富差距不合理，且有37.7%的農民認為縮小貧富差距應靠政府調節。同時，調查發現農戶經濟條件越差，認為貧富差距越不合理。因此，如果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低收入農民對社會公平的不滿程度可能會進一步加大。
農民的尊嚴感可能下降。調查表明，農民表示在就醫、工作、購物、就餐、乘車、住旅館、與政府官員交往、與有錢人交往時受到了尊重的占比分別為4.7%、6.0%、10.9%、9.3%、7.2%、6.8%、3.7%、2.5%。與之相應，上述場合中農民表示受歧視的比例分別為21.2%、19.4%、16.8%、15.9%、9.9%、7.9%、35.2%、34.5%。可以預測，隨著農村“流動性”增強和農民社會化程度加深，農民的尊嚴感可能出現下降趨勢。
鄉鎮干部有疏遠群眾的趨勢。關于農民對基層干部的認知度方面，調查發現農民對鄉鎮干部的知曉率較低，只有41.3%和42.7%的農民知道本鄉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也就是說只有不到一半的農民認識鄉鎮主要領導。就工作滿意度來看，農民對村干部工作的滿意度為57.8%，對縣鄉干部工作滿意的農民比例為43.9%。
三、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
青年人政治參與度低，老年人政治參與度較高。這與世界上年輕人政治參與意愿高于老年人的情況相悖。30歲以下、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的農民參與投票率依次是57.3%、78.3%、80.1%、81.3%、78.9%，參加村民會議的比例依次是50.9%、53.1%、53.8%、55.1%、53.9%，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或建議的比例依次是22.4%、29.6%、30.7%、31.5%、29.1%，對村務、財務、政務進行過監督的比例依次是19.8%、26.2%、29.5%、29.9%、26.3%。30歲以下的農民參加投票、參加村民會議、提建議、對村務監督的比例均最低，與此相反，60歲以上老年人有著較高的政治參與度。
務工群體政治參與度最低。在村民會議上，職業為務農、務工、做生意、老師、其他的農民提出過意見或建議的比例依次是29.7%、24.2%、38.6%、41.0%、40.4%；對鄉鎮委書記的知曉率依次是39.9%、37.0%、58.9%、69.7%、50.2%；對鄉鎮長的知曉率依次是41.2%、38.1%、56.8%、68.4%、56.5%；對國家大事的關心率依次是77.3%、72.1%、88.4%、94.5%、81.3%。無論是在村莊的政治參與上、鄉鎮政治的知曉上，還是對國家大事的關心上，作為與外界接觸較多，在農村擁有較高收入的務工群體，其政治參與的比例卻都是各種職業中最低的，并且比務農群體的參與度還要低，這與常理相悖。
經濟發展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其農民的政治參與度反而最高。一般地，經濟條件制約政治參與，經濟條件越好，政治參與度越高。但是在調查中卻發現了一對微妙的關系，即西部地區的經濟相對落后，其農民的政治參與度卻相對較高。東部、中部、西部的農民，參加村民會議的比重依次為50.9%、48.4%、61.2%，在村民會議上提出建議的比重依次為31.0%、23.9%、34.2%，對國家政策提意見的比重依次是32.6%、32.7%、41.7%。由此可見，西部地區的農民的村民會議出席率、提建議比率、對鄉鎮干部知曉率均是最高。
本項調查是依托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建立的“中國農村調查平臺”進行的。該平臺對原有的田野調查進行整合和提升，于2008年正式實施，現已建成有5000多農戶、289個村莊、100個鄉鎮和50個縣(市)構成的立體調查網絡。每年均有200多個調查員參與調查，調查時間將持續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長。通過客觀、準確和持續的調查，已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提交了多份調查咨詢報告，并得到了決策部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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