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鄭州一處城中村的居民住所正在被拆遷。沙浪 攝
河北南宮市北街十隊社員為了不讓土地被征用，在田里放置了棺材，以示決心。
塵土飛揚的河北南宮市普彤街邊，一口紅漆棺材擺在田間地頭。當地政府對北街十隊的土地開發遇到阻力。
北街十隊的社員不愿將這塊他們正在耕種的土地交給開發商，據他們所知，開發商將以每畝20萬左右的價格拿地，而他們每畝地所獲得的補償為1500斤小麥的折合現金，補償期40年。社員張建林開始在田里搭棚守地，還放上了棺材，他表示“不管誰死了都往里面裝。”
隨著中國社會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對城郊集體土地的開發猶如離弦之箭，勢如破竹。而在這類開發中，又常能看到暴力、沖突，以及帶有拼死決心的抵抗。
成都的唐福珍于1995年被邀請到金華村的集體土地上建房設廠，14年后，城市出臺新規劃，土地征為國有廠房需被拆遷。唐福珍為保護財產，點燃燃燒瓶，自焚于火中。上海的潘蓉、北京的席新柱也分別于2008年和2009年，以燃燒瓶來保衛自己的農村住房免被拆遷，最終以失敗告終。
城中村改造也在一些地方爆發了群體性事件。
河南鄭州300多商戶在2008年走上街頭圍堵交通，抗議他們的商鋪被拆且無補償。商戶所屬的天福建材市場租用的也是集體用地，期限是25年，被拆時只租用了5年，拆除理由是城中村改造。
相類似的事件還于2009年11月27日，發生在貴陽街頭。
去年12月7日，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和其他4名學者聯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城市拆遷條例”違憲進行審查。隨后沈巋收到大量拆遷戶的求助信，其中不少拆遷是因城中村改造而起。
信件多到無法讓沈巋一一回復。面對拆遷戶對他所寄予的希望，沈巋感到無奈。他理解拆遷戶心中的不平，他明白現在的《土地管理法》需要做一些改變。
沈巋說，因為新的征收與拆遷條例只針對城市的國有土地，不涵蓋糾紛重重的農村集體土地；而《土地管理法》已不適用于農村集體土地的征收現狀。
“這一點必須改變，未來的制度設計必將涉及農村的集體土地。”沈巋說。
征地沒商量
一些城中村村民反映，很多時候地被征了還不知道，清華大學蔡繼明發現《土地管理法》規定“先征收、后公告”，致使政府強勢征地
上訪、請求行政裁決，法院訴訟，河北清河縣的張保俊嘗試了各種渠道為自己討要權益。去年7月，他那距離縣城繁華處1里之遙的房子被拆，理由為“違章建筑”。而張保俊不解的是，房子是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
張保俊說，房子被拆前1個月，村民代表通知他，地被征了。他認為如此征地不公平，沒簽補償協議。隨后張保俊接到“行政處罰書”，限其3日內拆房。2天后，房屋被拆。
在一次聽證會上，清河縣法院院長陳崇德對拿著宅基證的張保俊說，“什么法也不如城市規劃法大。”
河北南宮市的張建林至今也說不清楚“自己”的地，何時被征為國有。他所在的北街村10年前已變成北街居委會，但他仍在地里種著糧食，去年某一天收到居委會宣傳單，說“耕地”已征為國有，并領到每年1200元的土地補償。
“既沒給安置費，也沒辦理農轉非的相關手續，也沒說開發作何用途。”張建林說，所以他現在就日夜守在地里，不讓開發。
在城中村改造中，山東聊城強勢征地之余，還表現出一種急迫。
東昌府區政府按市里規劃，打算在3至5年內改造完116個城中村。于是，在征地手續還未得到批復，也未建安置房，區政府便開始對陳莊村進行拆遷。
該區國土資源局副局長胡家政的解釋是，“不拆成凈地，沒法報批。”同時他也承認，這不是國家規定而是當地的做法，并說，“我們只能先拆遷再賣地，才有錢安置村民。”
北京中潤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榮接受過多起拆遷戶的委托，她提供這樣一個事實，許多地方政府實行“凈地出讓”，即政府征收土地后，完成拆遷，收于土地儲備中心，統一出讓，“相比之下，凈地所獲出讓金更高，也更容易出讓。”
“在美國，是不允許政府儲備土地。政府擁有的土地也不允許長期閑置。”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否則政府就會壟斷土地市場。
蔡繼明試圖了解政府強勢征地背后的法律依據。他研究了《土地管理法》——目前唯一一部詳細規范政府征地的法律。他發現這樣一個細節。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
“先征收，后公告。”蔡繼明說，“意思就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先把地征了再說。”
蔡繼明考察過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征地制度。他說，有的國家規定，非處于公共利益需要，非合法的程序，不得征用個人財產。制度中把征地程序、補償問題，是否為公共利益均作為征地前提，符合這幾條才可以征收，否則不得征收。“這樣，所有糾紛，在征地實施之前都解決了。”
中國式圈地運動
賣地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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