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模式”是一個比較靜態的概念，一般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社會發展方面比較突出的特點和經驗所構成的特定類型。“發展軌跡”則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把從起點到結果的發展動態過程顯示出來。要真正理解中國30年來形成的科學發展模式，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點、實際軌跡和理論提煉。本文對此做一些簡要的社會學解讀。
30年發展的實際軌跡
自1949年建國以來到現在，新中國已經經歷了兩個“30年”。“后30年”發展實際上顯示出一條從初級發展到科學發展的軌跡。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時間是沿著初級發展的路徑前進的。
“后30年”前期發展的初級性從多方面顯示出來：
第一，發展目標是初級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最直接的發展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擺脫貧困狀態。鄧小平非常理解這一客觀現實和社會心理，他聯系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個引起強烈共鳴的觀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給中國發展生產力制訂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是脫貧，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差不多已經到了21世紀中葉了。脫貧、小康的目標的提出，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實際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顯然是與不發達狀態聯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級的。
第二，發展的手段是初級的。
按照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因素成為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核心驅動因素，經濟的思路和辦法，也成為解決其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中，鄧小平明確闡述了“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業問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市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政治問題，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展，這些問題永遠不能解決。所謂政策，也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政策。現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體所有制，解決就業問題，還不是經濟的辦法？這是用經濟政策來解決政治問題。解決這類問題，要想得寬一點，政策上應該靈活一點。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這種以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思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推動經濟社會改革提供了出路，是當時的一種最佳選擇，曾經起過巨大的歷史作用。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和經濟辦法，在實踐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長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濟與社會失調，效率與公平失衡，付出了過大的環境資源代價。采取這樣的手段和辦法，來發展經濟，歸根到底也是與不發達狀況相聯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級的。
第三，用于發展的資源是初級的。
“后30年”我們用于發展的主要資源，一是土地，用它來實現城市化、現代化；二是廉價勞動力，用它來降低成本，增加對外出口的競爭力；三是自然資源的過渡開采和使用，出現不少資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態環境的代價：空氣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經非常嚴重。土地、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這些都是發展的初級資源，他們不是無限的，而是有極限的。這樣使用初級資源，向自然界過度索取，是不可持續的，終有一天無以為繼。
第四，參與發展的各主要方面的關系是初級的。
實施發展的社會三大部門——政府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的關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錯位，過分使用自己的主導作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結果是吃力不討好，反而使自己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市場往往越位，一些不該市場化的公共領域，如教育、醫療、廉價房等往往被市場化甚至過度市場化，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社會則往往缺位，它既沒有政府那樣的權威，又缺乏市場那樣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還不能有效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還沒有真正成為合格的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體之一。這樣的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不能不是初級的，迫切需要提升的。
第五，發展的結果也是初級的。
這種發展的結果之一是形成了諸多的“類發展困境”，如：差距困境、環境困境、公平困境、腐敗困境、弱勢群體困境，等等。所謂“類發展困境”，是指總體發展起來了，但不少方面發展的實際結果與發展的預定目標正好相反，這是屬于總體發展順境中的“發展困境”。本來，發展的預定目標是減縮差距、改善環境、提高公平度、減少腐敗現象、縮小弱勢群體，但是發展的實際結果卻是差距的增大、環境的惡化、公平度的降低、腐敗現象的蔓延、弱勢群體的擴大。這種“類發展困境”與那種發展的實際結果與發展的預定目標完全相反的情況，即很想發展、就是發展不起來或很難發展起來的情況，即典型的“發展困境”，是不同的。但“類發展困境”畢竟是一種困境，說明發展的結果仍然是初級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的。
30年發展的理論提煉
應當指出的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不發達的大國來說，發展的初級性是無法跳過的，代價是無法完全避免的。
從理論上說，發展初級性是一種與舊式現代性相聯系的發展。這里，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協調，個人與社會不和諧，自然和社會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
在上世紀與本世紀的交替期間，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因此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在世界，在中國，探索新型現代性便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潮流和趨向。“后30年”發展本身，也醞釀著這種積極的轉變。人們必須對發展目標、發展手段、發展利用的資源、發展主體之間的關系、發展的后果，用新的觀點來重新加以審視和定位。
科學發展是對初級發展進入更高一級發展的概括是對我國以往初級發展實踐的深刻總結，既有繼承的一面，又有創新的一面。明確這一點，對正確把握初級發展和科學發展的關系極為重要。
首先，科學發展肯定了初級發展中的最主要的精華之點。我們都記得鄧小平的名句“發展是硬道理”。正是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科學發展把發展確定為第一要義，正是肯定了這一精華之點，就是說，科學發展同初級發展在把發展放在第一位上，是沒有不同的。
其次，科學發展適應新的發展要求適時地提出一系列創新之點。如科學發展把“以人為本”作為自己的核心、科學發展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自己的基本要求、科學發展把統籌兼顧作為自己的根本方法。
總之，從初級發展到科學發展的軌跡表明，科學發展源于初級發展，又高于初級發展，既繼承，又提高。但是這種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種帶有質的飛躍的提高。 (鄭杭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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