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粵北云巖路段,積雪滿地,天氣寒冷,路上不斷有背著行李趕回家過年的行人。本報記者徐文閣攝
我當了15年(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組組長，每年開一次會，最遺憾的是沒實權，不能做實事。……當時我非常高興，國務院有人專門管這個事情(國務院應急辦公)。但遺憾的是人員少，大概只有20人，也沒能建立“應急專家組”，后來我們專家也退出來了。
―――中科院減災中心主任王昂生
作為社會組織發出呼吁，有一個突發事件的響應程序，不是任何社會情況都會向社會呼吁……這個是多年形成的習慣。向社會發出呼吁有兩個前提：一是災情足夠嚴重。二是等政府對外發消息……在這種突發事件面前，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好像就是被束縛住手腳，因為他們有勁沒地使。
―――中國紅十字會顧問湯聲聞
■本期嘉賓
王昂生：中國科學院減災中心主任，世界減災最高獎―――聯合國減災獎獲得者，教授、博士生導師
董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綜合運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湯聲聞：中國紅十字會顧問、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
秋風：北京學者
冰消雪融，梅俏枝頭。但中國剛剛經歷的冰雪災害并沒有隱退為一段模糊的記憶。“兩會”甫一召開，代表熱議如風，建言直指中國災害應急機制。
五年一屆政府，經歷三次大災害，不可謂災害不多，也不可謂經驗教訓不多。
SARS來襲之時，我們的政府面對如此迅猛、如此突如其來的疫病還沒有多少經驗，在忙亂中緊急應對，在錯誤中尋找方向，終于渡過難關；接著是禽流感，然后是更為猛烈的冰雪災害。
經歷三次大災難考驗的政府有哪些可以總結的經驗、不足和教訓？整體上看，中國政府在處理突發公共事件時，有了哪些轉變？中國社會從災害中學習到了什么？
中國在災難考驗中建立起了災害應急機制，但現有的機制如何能在災害來臨時發揮更有效的作用？我們的問題在哪里？
“兩會”前夕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表示，“要認真總結這場抗災救災斗爭的經驗。”
本報《國是開講》欄目請來曾獲世界減災最高獎―――聯合國減災獎的中國科學院減災中心主任王昂生先生，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董焰研究員，中國紅十字會顧問湯聲聞先生以及知名學者秋風先生，他們基本都親自參與了這次雨雪冰凍災害的減災和救援工作，因此他們的反思與總結，對未來“更好地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尚無全面救災機制
“應對災害光依靠一個部門是不行的，但目前還未擺脫分部門、分災種的分隔管理方式”
南都：1月中旬以來，我國南方一些地區遭受了嚴重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給受災地區群眾生產生活造成嚴重破壞。這次災害，你們都是減災和救援方面的重要當事人，自然與其他人有著不同的感受。
王昂生：反應比較慢。災害不是一個部門的問題，是一串。現在我們談雪災，光只有雪災嗎？交通成問題了，然后馬上就是煤炭運不了，電力出問題了，最終大家都出問題了。所以應對災害光依靠一個部門是不行的。但目前還未擺脫分部門、分災種的分隔管理方式。
湯聲聞：SARS時期，衛生部門作了改革，比方說怎么上報災情，由誰來公布災情，由誰來發布消息。今年遇到雪災，政府又制定了新的防災抗災部署，但還是沒有一個全面的、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機制。
董焰：這次雪災不是單一方式形成的，已經多方式地混合在一起了：電力的不足，道路的不通，交通的堵塞，無線電系統也不通暢，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這是很罕見的，這次正好檢驗了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的協調職能，光靠一個部門是不行的。
南都：作為獨立觀察的學者，你有什么看法？
秋風：我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一般認為，這一套體系在面對災害的時候反應會比較快，因為權力集中。但這個體系缺乏主動性，需要等上面給布置，然后才會去做。然而上級需要得到下級的情況反饋之后，才能做出部署，而一些下級官員在某些問題上，存在掩蓋沖動。寧可讓上面少知道你的所謂負面情況，也要確保在領導眼里有個好形象。
南都：自然災害是世界各國都必須面對的挑戰，國外有沒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王昂生：任何大災大難都是綜合性的對整個政府的考驗。美國在20多年前就以“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跨過了分隔管理方式，加強了安全減災應急綜合管理：“9·11”之后成立了“國土安全部”，統率全美安全減災應急綜合任務。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如俄、日、法、韓等國都紛紛調整體制，從戰略上、根本上尋求應對辦法；不少國家效仿美國，成立強力的部級機構去統率安全減災應急任務。
秋風：美國的模式，像中國這種中央政府本身就有類似的職能，或者說它作為整個中央政府就有承擔這種性質的責任。但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每一級政府自己主動應對的激勵機制。
董焰：可以學習美國的成功經驗，建立什么制度還得結合國家實情。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成功經驗，但是要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因為我們的部委和地方權力太大，國外的政府沒這么大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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