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進程開始以后，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使得一部分人的就業崗位受到沖擊，企業社會責任（CSR）這個問題首先在工業化國家凸顯出來。而資本的擴張帶來全球范圍對于勞動的壓制和剝奪，一方面是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獲取了驚人的超額利潤，一方面卻是世界各國工人在“工資和勞動條件向下競爭”的驅使下，生活趨于貧困。
在這一背景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從80年代開始，重又在各國被提起并逐步形成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處于全球價值鏈底端的“中國制造”企業被迫加入CSR陣營，珠三角的出口型企業首當其沖。
發端于“反血汗工廠運動”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說：“1993年11月深圳致麗玩具廠火災事故發生后，海外的勞工組織和NGO對于外資企業在中國違反勞工標準的行為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產聯絡會’，以促進勞工標準在這些企業的實施。”
此后，一些勞工組織和跨國公司還針對中國的勞工問題，制定了專門的“工廠守則”，要求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遵守。如美國國際勞工權利基金（ILRF）、全球交流組織（G l o b a l E x c h a n g e）等2 1 個勞工組織組織、消費者組織、人權組織聯合起草，并有多家跨國公司簽署了“中國商業原則”。
該原則宣稱：“我們要確保我們在中國的商業活動尊重國際勞工組織（ILO）制定的基本勞工標準、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公約》規定的基本人權標準、中國政府簽署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以及中國法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麥當勞、銳步、耐克、迪斯尼、沃爾瑪等公司在內，相繼開始旨在對于公司的中國供應商和分包商實施以勞工標準檢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責任運動，而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認證的國際組織，也都相繼在中國登陸。中國沿海地區的數千家作為跨國公司供貨商的企業，接受了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檢查。
超越中國現實？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略管理系副主任蔡曙濤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社會責任超越了中國企業的發展階段。
蔡曙濤表示：“從上市公司的素質就可以看出，中國一些企業家為股東負責的概念還沒有有效的建立起來，更何提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由于作為采購方的跨國公司在市場上占據主導優勢地位，這從外在推動了CSR在中國的發展，使得處于產業鏈下端的“中國制造”企業被拉進CSR陣營，CSR所包含的內容也因此與歐美有很大差異。
勞動保障部國際勞工與信息研究所副所長張峻峰介紹，歐盟企業社會責任局的局長去年的一次會議上曾表示，即使在歐盟國家也只有10%的企業承諾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NG0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對本報記者表示，從中國目前的現實來看，企業社會責任主要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個層面，企業應當遵守基本的法律，包括應該按章納稅，生產對消費者負責任的產品，應該善待員工，為員工提供體面工作的條件；
第二個層面，企業應當對他所在的社區承擔的責任，包括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保護所在社區的環境，為所在社區環境的改善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時也支持所在社區的發展。
第三個層面，企業在這兩個層次的基礎上，應當做一些我們現在政府希望做的慈善貢獻，捐助一些錢物來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
這三個層面可以概括為“遵法度，重倫理，行公益”。
張峻峰認為，在歐美國家，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第一層次也應算企業社會責任，但因為它們國家的法律執行和工人談判的力量都比較強，第一層面的問題已經成為極少數。歐美等國所指的企業責任是高于法律的，并行于法律之外的企業行為規范。
“在中國，主要還是停留在第一個層面，即遵守法律的底線。跨國公司的工廠守則也并沒有超出勞動法規的條文。”劉開明說。
扭曲的怪狀
在中國還存在另一種怪現象是，一些并不履行第一層次社會責任的企業卻熱衷做第三層次的工作，比如捐贈或是慈善事業。
劉開明認為，這種并不能算作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他表示，對于中國目前勞工條件和環境保護的現實，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必須限定在生產鏈的環節中。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貿易法學院副院長盧代富則認為，目前國內外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基本上只停留在股東利益和非股東利益的區別上，并沒有規定企業滿足非股東利益的順序。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不像破產那樣會有一個清償順序，但從利益相關者遠近的角度來分，員工的利益肯定要比做慈善更相關，前者應該是后者的基礎。”盧代富說，理想的情況是，如果勞工的力量足夠強大，一旦發生上面的情況，他們可以通過法律來起訴企業保護自己權利，當然，從目前的環境來看，這一點很難做到。
誰為CSR埋單
中國的企業責任是由作為采購方的跨國公司推動，工廠為了拿到訂單，這些中國企業不得不進行各種社會責任的認證。但是，對這種由買方驅動的社會責任，一些專家認為這不足以從根本上推動工廠勞動條件的改善和生產績效的提高。
由于“中國制造”處于價值鏈的底端，中國企業根本無力同采購商進行價格談判，這使他們所分得的利潤份額少得可憐。張峻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雖然跨國公司推進了中國企業履行CSR的進程，但這些公司所發揮的負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香港樂施會于2004年所作的報告也顯示，假設一件T恤的成本為100美元，那么工人工資所占的只有1.75美元。
張峻峰在調查中還發現，采購商不僅壓低產品的單價，而且本應是政府給予出口企業的退稅補貼也在壓價范圍之內，常有采購商要求占有這筆錢。一個生產無紡布的老板抱怨，一集裝箱的布只能賺到100多元甚至是幾十元錢。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里，采購商要求的交貨時間也縮短了一半，有的企業從原來的60多天縮短到25天。這25天包括訂貨，打樣，樣品郵寄回去審查、采購、加工等環節。這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為了工廠的存活，只好請工人加班。
張峻峰說：“采購商一方面把產品價格壓到供貨商幾乎都是賠錢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向企業提出社會責任的要求，這實際對供應商構成了深層的擠壓。”
張峻峰認為，采購商不能單純的要求社會責任，而是應該按照利潤來分擔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了‘體面的勞動’的理念，我覺得，采購商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企業以一個‘體面的價格’，這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條件。”
此外，跨國公司要求CSR有時候也成了對中國設置貿易壁壘的借口。張峻峰發現，國外采購商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的外貿出口企業，而對于一些能源型行業，比如煤炭行業礦工的死亡率很高，這是比惡劣的勞動條件更為惡劣的違反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但很少聽說采購商會為此而抵制進口中國的煤炭。
商業化認證之弊
跨國公司執行的CSR標準分為兩類，一是跨國公司自行設立的有關企業內部勞工標準方面自律性規則，即“自我約束”。二是作為第三者的社會監察和認證組織，按照以國際勞工標準為依據而制定的“工廠守則”或“生產守則”，對于企業的勞動標準實施狀況進行監察并予以認證，即“社會約束”。
由于前一種有著明顯的商業目的且其實施狀況也無法得到社會的監督，才促使了后一種認證形式的產生，但令人遺憾的是，后一種形式也未能擺脫商業性的影響，由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SA8000就因其收費高額而專家備受指責。
據張峻峰介紹，某省的工會組織曾經作過一項調查，一個千人企業要通過SA8000的標準需要支付給咨詢公司20萬~30萬元。這還不包括整改的費用。
張峻峰表示，這個標準在國外影響并不大，也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拿到SA8000就拿到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通信證。
“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誤解，既然要支付給第三方幾十萬元用來改善本廠的勞工標準，為什么老板不干脆用這筆錢來自己改善措施呢，營利性的認證標準與企業社會責任本質是相背的。”張峻峰說。
他表示，正是因為有盈利的空間，SA8000才在中國被大肆宣傳，幾乎成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代名詞，事實上，這個標準在國外的影響并不大，也并非所宣傳的那樣，拿到SA8000就拿到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
張峻峰認為，現在一些企業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花了很多錢，拿到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認為就萬事大吉了，認為這就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終結。
認證商業化還帶來了更嚴重的后果。從中國企業的角度來看，履行CSR是為了獲得訂單而不得不接受的行為，作為跨國公司，則更大程度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形象。
一些有責任感的檢查認證人員透露，認證中弄虛作假現象十分嚴重，有相當一部分的企業為了通過檢查認證而不惜向檢查認證人員提供作假的工資單和工作時間記錄，威脅工人必須按照企業規定口徑回答檢查認證人員的詢問等。
常凱說：“目前的社會責任運動在中國便具有了更多的商業性質和商業目的，在實際當中對于提高勞工標準和保護勞工權益的作用是有限的。”
常凱認為，應該改變當前雇主單方面監察認證的現狀，引入三方機制，即政府的勞動監察部門、工會會同企業一起進行。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認證結果的正確性和公證性，也為將來有必要具備法律效力時做了準備。
據了解，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已成立社會責任工作組，制訂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導則，標準標號為 ISO26000，將于2008 年推出，目前正在討論框架。張峻峰是中國專家組的六名成員之一，他告訴記者，導則將本著三個原則：一是指導性的文件；二不用于第三方認證；三是不是管理體系。
CSR與企業競爭力
張峻峰表示，發達國家消費者在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上也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如為了改善發展中國家企業工人的條件多支付一美元。
近年來的變化就與消費者的力量有關。由于發達國家消費者情愿不買使用著童工或用很低的勞工標準生產出來的產品，這會迫使像沃爾瑪這樣的大公司改變策略，不再使用“天天低價”這類的宣傳標語。
雖然這種力量還不夠強大到讓沃兒瑪這類的跨國公司放棄質優價廉的中國制造，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未來的趨勢。在中國外貿依存度如此高的情況下，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是當前必須考慮的問題。
蔡曙濤認為，企業應該將社會責任納入自身的發展戰略中，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種負擔。尤其是當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還是停留在法律層面，遵守法律是企業經營的底線。
“企業也應該看到，低成本是有效的，但已經走到頭了，中國制造必須進行轉型。”蔡曙濤說。劉開明也認為，現在加工企業以利潤微薄為理由抵制社會責任也是站不住腳，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違反法律的借口。
“這是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各個利益主體都會向企業提出要求。作為企業，股東利益仍然是最根本的，否則社會責任變成為了無源之水。在此基礎上，企業的經營者應該學會平衡這些利益訴求，從而達到一個好的聲譽。”蔡曙濤說。
同理，在商業社會中聲譽往往意味著收益。雖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付出成本，但良好的聲譽對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承擔社會責任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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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升溫CSR
雖然已經有了200多年的歷史，但CSR尚沒有形成一個全球共識的定義。
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的歇爾頓（Oliver S h e l d o n），1 9 2 4 年他提出公司的經營，應該與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也就是自那時起，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詞才正式出現。
這種思想沖擊了“公司的責任就是為股東賺錢”這一傳統的社會觀念，但這種影響停留在一個小范圍內。
直到上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進程開始以后，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使得一部分人的就業崗位受到沖擊，才使CRS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工業化國家凸顯出來。
資本的擴張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對于勞動力的壓制和剝奪，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獲取了驚人的超額利潤的同時，世界各國工人在“工資和勞動條件向下競爭”的驅使下，生活趨于貧困。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從80年代開始，重又在各國被提起并逐步形成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
目前世界上對CSR有多種定義，但“利益相關者”理論應是最有影響的一種。這種理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責任除了為股東（stockholder）追求利潤外，也應該考慮相關利益人（stakeholder），即影響和受影響于企業行為的各方的利益。
各方利益就是指勞工、社區、政府、消費者、NGO等。跨國公司的行為之所以備受指責，就是因為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只顧賺錢而沒有考慮其他方面的利益有關。因此，西方社會興起了“反血汗工廠運動”，這迫使跨國公司改善勞工及環保條件，并對發展中國家的供貨商提出了CSR的要求。(第一財經日報 郭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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