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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

現代化過程的國際互動，定性分析是必須的，但僅有定性描述，就難以精確化。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包括實證研究和計量分析，對社會科學產生了廣泛影響。國際關系的定量研究引起學者的興趣，西方國際關系研究進入科學行為主義階段；代表性的工作包括多伊奇教授的國際政治的數學分析、卡普蘭教授的國際政治的系統分析、辛格教授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爭的統計分析等。在本節，我們介紹三種定量研究，它們分別是國家水平和實力的定量研究、國際戰爭的統計分析和國際競爭力的定量研究。

國家水平和實力研究

國家的水平和實力，決定國家的國際地位，影響國家的國際行為。提升國家水平和實力，是多數國家的基本目標，是國際互動的最終目標。準確判斷彼此的國家水平和實力，是理性應對國際挑戰、正確處理國際關系的重要基礎和必然要求。關于國家水平和國家實力的定量分析，無疑會增加對國家行為和國際體系的理解，增加國際互動的成功概率。

1、國家水平研究

在國際現代化研究中，國家水平是一個基本概念；國際體系的結構是以國家水平為基礎的，國際行為的目的是以提高國家水平為導向的。然而，關于國家水平，沒有統一定義。一般而言，在國際體系中，國家水平指國家發展的相對程度，或者是國家現代化的相對程度，可以用許多發展指標和現代化指標來描述。但是，關于發展和現代化都沒有統一定義，如何衡量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水平，是一個沒有最終解決的科學問題。這里介紹兩類方法。

（1）現代性和現代化水平評價。關于現代性和現代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隨著現代化、發展和社會指標研究的興起，現代化水平評價也受到重視。相關工作可以大致分為4大類：人的現代性和現代化、地區現代化、領域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定量研究（表2-16）。 

首先，人的現代性和現代化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英克爾斯和史密斯等人開展了現代化過程對個人影響的研究，提出個人現代化的比較社會心理測量模型（Smith and Inkelex 1966），并逐步形成了人的現代化理論（Inkelex and Smith 1974）。1968年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出版了《現代性的測量：巴西和墨西哥價值觀念的研究》，美國學者卡爾提出現代性的14種成份（獨立變量）和多維測量模型，研究結果部分支持英克爾斯的觀點。1970年美國密歇根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的史奈伯格和阿美研究了現代性測量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分析了正規教育與個人現代性的關系，史奈伯格提出了現代性的6個指數和45個變量（Schnaiberg 1970, Armer 1970）。70年代一些學者對現代性定量研究進行了評述（Coughenour and Stephenson 1972，Armer and Schnaiberg 1972）。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些中國學者開展了中國人的現代性研究，如楊國樞等（1989）。

其次，地區現代化水平研究。20世紀6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的克里坦登（Crittenden 1967）采用33個現代化指標，比較和分析了美國48個州的現代化的維度。在城市化、綜合信息交換、移民變化、政府規模和農業社會5個方面，48個州的表現不同，最發達的州擁有高識字率、高收入和低生育率，而且是城市化的、富裕的、持續增長的和移民遷入的。1997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摩根和基克漢姆（Morgan and Kickham 1997）拓展了克里坦登的研究。他們同樣采用33個變量，提出城市化、政府規模、移民變化、政治參與和分散化的5個維度，分析1960年到1990年的地區現代化變化；并利用城市化、移民變化、政治參與和分散化的4個維度的差異，建立一個加權的地區現代化指數。1990年現代化指數最高的5個州是：紐約、加利福尼亞、新澤西、康涅迪格和科羅拉多州。21世紀初，地區現代化水平評價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并涌現一批較好的研究工作，例如，2001年中國現代化報告課題組評價了中國34個地區1970年到1998年的現代化水平；2004年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評價了18個國家205個地區的現代化水平等。

其三，領域現代化水平研究。一般而言，現代化研究可以分為六個主要研究領域：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個人和環境。不同領域的現代化水平需要專題研究。關于個人現代化，前面已經做了介紹。政治現代化的本質是民主化，關于民主化的定量研究有大量工作。例如，寇特利特（Cutright 1963）分析了77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指數與通信指數、城市化指數、教育指數和農業指數的關系，布雷（Bollen 1979）分析了100個國家民主化指數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戴蒙德（Diamond 1992）分析了一些國家民主化與人類發展指數的關系，還有人（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分析了135個國家民主化與現代化和經濟水平的關系等。20世紀末，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的塞德（Seda 1996）開展了現代化的跨國文化測量，狄瓦勒和塞德（Divale and Seda 2001）完成136個國家的文化現代化分析。21世紀初，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先后提出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生態現代化的測量模型，完成世界131個國家20～50年的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生態現代化的評價等。有些領域還可以細分為許多部門，如經濟領域的農業和工業部門，社會領域的教育和衛生部門等。關于不同部門的現代化水平研究，如農業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等，也有相當多的文獻。

其四，國家現代化水平研究。國家現代化水平研究同樣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1965年，美國學者坎特里爾（Cantril 1965）采用11個結構變量，設計了一種綜合指數來測量14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各國11個指標的指數和綜合指數分別為0到1（表1-17）。1969年，美國學者巴克采用10個變量分析了115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Buck 1969）。197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的哈畢遜等人（Harbison et al. 1970）完成112個國家1950年、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現代化水平評價。他們采用了40個發展指標，構建了8個發展指數：經濟發展指數、文化發展指數、健康指數、教育指數、高水平人力資源指數、高水平人力資源存量指數、人口指數和綜合指數。90年代以來，國家現代化水平研究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并出現一批較好的研究工作；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朱慶芳研究員（2001）完成120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評價，中國科學院何傳啟研究員（1999）完成133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分析；中國現代化報告課題組和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從2001年開始，先后設計第一次現代化、第二次現代化和綜合現代化評價模型，連續開展世界現代化水平評價，已經完成世界131個國家1950年到2004年的現代化評價等。

（2）國家和人類發展水平評價。根據中國現代化報告的解釋，現代化和發展是兩個緊密相關的概念。一般而言，發展是增長、進步和適應性變化的集合，現代化是文明發展、文明轉型、國際競爭和地位變化的集合（圖2-4）。有些時候，學者們沒有嚴格區分現代化和發展的差異，甚至有時把它們當作同義詞。根據發展理論和經典現代化理論，發展和現代化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的。根據第二次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對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理論闡述，廣義現代化包括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兩次轉變。廣義現代化理論適用于所有國家。

關于國家和人類發展水平的研究工作，發源于20世紀60年代，可以大致分為5類：發展指標、發展目標、地區發展水平、領域發展水平（部門發展水平）和國家發展水平研究。這里，我們重點討論發展指標、發展目標和國家發展水平的定量研究（表1-18）。

表2-18 國家發展水平的評價

首先，發展指標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社會發展指標研究出現高潮。許多學者、政府和國際組織參與了社會指標和社會統計的研究和實踐。例如，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發展指標（World Bank 2003），提供了150多個國家的發展指標和發展數據等。

其次，發展目標研究。發展目標研究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都研究制定了自己的發展目標。有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提出了千年發展目標（UNDP 200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了發展進步的核心指標等（OECD 2003）。

其三，國家發展水平研究。國家發展水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學術文獻非常豐富。例如，波義森（Booysen 2002）分析了過去50多年間不同歷史時期的20個發展指數，OECD專家組（OECD 2002）分析了目前OECD國家的23個發展指數等。1984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埃斯特（Estes 1984, 1988）提出社會進步指數，包括10類36個指標，評價國家為124個，評價時間為1970年至今。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人類發展報告（UNDP 1990，2003），提出人類發展指數，包括4個指標（人均GDP、平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綜合入學率），評價國家為175個，評價時間為1975年至今。2001年加拿大佛萊塞研究所（Emes and Hahn 2001）拓展人類發展指數，增加6個指標（嬰兒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成人死亡率、電視普及率、收音機普及率和電話普及率），建立人類進步指數，評價國家為128個，評價時間為1975年至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