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資雜志社記者：我有兩個問題是關于商務部年內和有關部門研究通過穩定外資的新政策。第一個問題，新政策是否會在行業和地區上有所側重？第二個問題，對于新政策推出前后，外資水平的變化，商務部有怎樣的預期或期待？
姚堅：外資政策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是一個比較公平、合理、公正、中性的外資政策，總體的政策框架是完善的。當然，由于去年下半年以來發生金融危機，使中國吸收外資出現了比較大的下滑，同時也由于國內產業調整升級的需要——全球經濟發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不同產業發展的臺階，從初級產品到工業制成品，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過程，中國隨著國內產業的發展要求，特別是要實現“兩型”社會建設的要求，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中國產業也有下一步升級的問題。這也需要相應的外資政策給予調整和配合，來進一步促進中國的吸收外資，促進國內的科學發展，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商務部和發改委正在協調出臺有關的吸收外資的政策，重點還是在區域的協調發展、產業的升級和進步、政府改進服務、法律框架進一步完善等方面，包括減少審批，盡可能實施備案制，盡可能地不在政府部門進行審批，而由工商、稅務進行登記，簡化流程，這是下一步外資政策的發展方向。
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有評論說中國企業500強大而不強，請問您如何理解這個觀點？您覺得評價某企業大或強的標準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我國中國企業500強和世界知名500強相比，優勢和劣勢在哪里？
姚堅：最近商務部也在廈門發表了《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海外投資報告》。中國總體上還處于國際化的起步階段，這是一個總的判斷，因為我們人均GDP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決定我們是這樣一個國家。但是在過去幾年中，由于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由于中國一些知名企業，包括清華同方、海爾、華為、中興等大型制造業企業積極開展海外經營，國際化經營的份額在本企業中規模的擴大，包括一些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包括中建、中石化，也包括服務業的企業，包括中國建設銀行等金融類的企業，國際化經營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我想有一個技術性的標準，這是全球都有的標準，就是國際化經營的比例、員工的國際化比例等技術層面的數據。我只想強調一下，隨著中國企業下一步的全球化的經營，必將為中國帶動一個巨大的市場，因為我們總是說中國是13億人口，而全球是66億人口，下一步中國企業如果面對全球市場的發展，我們將有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這必將給中國企業的發展帶來空間，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文化的學習、技術的學習、管理的學習的一個過程。這是中國企業由大變強的一個必然的過程。
第一財經記者：美國即將對我國輪胎征收懲罰性關稅，商務部如何引導國內的企業去進行應對？現在也有一種說法，是不是商務部會出臺一些政策對這些企業進行扶持，比如進一步提高輪胎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包括對這些原料的進口進一步的降低關稅？第二個問題，關于之前四川騰中收購悍馬這件事情，現在還是眾說紛紜，有說商務部在開綠燈，也有說商務部回絕了這一申請，請問發言人這件事情進展到底如何？第三個問題，現在家電以舊換新已經陸續出臺一些政策，請發言人介紹當前的實施效果如何？
姚堅：關于如何對中國的輪胎產業給予支持的問題，自從4月份以來，商務部一直同行業協會、主要企業進行溝通和交流，我們就此案跟美方進行了大量的溝通和交涉，商務部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交涉。我們同事告訴我這是最辛苦的一個戰役。輪胎工業協會的會長、副會長跟我說，他們都非常感動。當然由于美方的要價過高，涉及到其他產業，我們沒有答應這樣一個要求，沒有達成一致。下一步我們會繼續在應對和交涉方面對于企業給予支持和輔導。無論是在世貿的框架下進行交涉還是在雙邊框架下進行交涉，我們都會給予企業以指導。除了繼續支持企業進行交涉以外，我想對于行業的發展，我們也將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以及有關行業協會，對于輪胎產業的發展，包括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給予支持和關注。
我們知道這次輪胎特保案涉及的產品稅號只是四個方面的稅號，中國輪胎企業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隨著輪胎企業引進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我想中國的輪胎產品也會有一個結構升級的發展過程。對于高檔化的輪胎，中國的產品在未來幾年也會有希望得到發展，競爭力也會逐步提高。我們將會在三個方面支持輪胎企業的發展：第一，繼續堅決交涉；第二，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行業協會在內的有關部門，研究出臺制定包括輪胎上下游產業支持的措施；第三，我們會支持輪胎行業進一步完善產業結構，促進技術水平的提高，使我們的產品更有競爭力。當我們的產品進一步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營銷網絡，有自己的質量保障體系，甚至我們的整車也出去的時候，我們的輪胎企業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個關于悍馬的問題。商務部無論是對于吸收外資還是企業海外投資，都是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前不久集合部里和駐海外兩百多個經濟商務處的力量編輯了《國別投資指南》叢書，將會進一步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便利和咨詢，大家可以在網站上看到這些資料。企業在海外投資之前，可能要關注海外市場的法律環境、產業政策導向、企業資訊、發展業績等信息，在了解這些信息的基礎上走向海外。至于騰中這個個案，到目前為止，商務部沒有收到相關的申請，據我所知，四川省有關方面向國家的其他主管部門提出了申請。
第三個是關于家電“以舊換新”的問題。從去年2月份開始，全國實施了家電下鄉，以擴大消費的積極舉措，將家電下鄉產品銷售價格的13%返還給消費者，擴大了廣大農村市場的消費。這項惠民政策啟動以后，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按照國務院的要求，進一步研究擴大國內市場、促進消費的政策，包括家電以舊換新的政策，7月份制定，8月份實施。家電以舊換新和家電下鄉的不同點，在于回收舊產品的問題，這樣就會增加管理的環節。這一個月以來，商務部會同各個省市的商務主管部門，對于相關的政策、操作程序進行了完善。到目前為止，9個試點省市全面啟動了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共招標確定了155家回收企業，188家銷售企業，2萬個回收和銷售網點，消費者已經領取了2600萬的財政補貼，中央財政也撥付到9個試點省市共15億元的補貼。9個省市共回收了22.6萬臺舊家電，銷售了5個種類新的家電產品15萬臺，銷售金額是5.6億元。在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和省會城市反響都非常強烈。一個月的實踐表明，這項政策是在家電下鄉啟動農村市場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城市市場的繁榮、促進工業增長的一個重要的舉措，它不僅有利于擴大消費，也是與我國實現科學發展、實現綠色增長的目標相一致。
新華社記者：首先，特保措施有一定的傳導性和連鎖效應。現在有人評論怕其他國家跟風對中國產品采取這樣的措施，這對中國剛剛回暖出口形勢非常不利，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什么評價？第二個問題，輪胎特保案發生以后，將對近期的中美經貿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您認為雙方之間的摩擦有可能全面升溫嗎？14號，我們提出了WTO磋商請求，近期商務部有怎樣的打算，如馬上要召開的中美商貿聯委會上有怎樣的動作？
姚堅：之所以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實施特保案，主要是基于兩個大的方面的考慮：第一，它的事實依據是不足的。第二，可能會有貿易轉移的效應。我們在整個應對過程中，也兼顧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對于其他國家效仿的問題，我們基本是這樣的看法，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貿易救濟措施的濫用，出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整體上也不利于這些實施主體的國際形象。但是我們也看到個別國家，在金融危機以來，出于產業的壓力提出了貿易保護的措施，我想這都是我們要堅決交涉和堅決反對的。中國作為全球主要的貿易體，我們和各國有良好的經貿關系，有充分的溝通機制，僅僅是部長級的聯委會就有50多個，除了貿易的渠道，還可以通過多種其他渠道進行溝通和交涉，會妥善處理好雙邊關系中的經貿關系。我們不希望看到個案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影響到中美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
中國對外經貿記者：第一個問題，我訪問的一位專門幫助中國企業應訴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美國律師認為，奧巴馬總統最好的解決方法應該是駁回，同時出臺一些安撫本國輪胎工人再就業的措施。因為說到底這更多的是美國國內產業轉移升級的問題。請問通過商務部的協商來看，為什么奧巴馬總統最后會出臺這樣一個“打折”的制裁措施？商務部會就此做怎樣的協調？第二個問題，我剛訪問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說中國的民眾不應該對反傾銷作一些道義責任上的評價，因為這只是外國商人的一個商業工具，通過商務部能不能具體給我們舉成功應訴的例子，以對我們的企業有一些啟示？
姚堅：中美兩國在產業結構上存在巨大的差異，美國GDP中有78%的服務業，制造業的比例非常低，中國恰恰相反。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美國的制造業實際上出于成本的考慮已轉移到其他國家，中國是其中之一。美國采取特保不僅沒有事實依據，從技術評估角度看也是于事無補的，因為即使美國不買中國的輪胎，也會有第三方的供應商替代，因為中國出口的輪胎是替換市場的輪胎。這是產業轉移的趨勢，不是以個別人、組織的論斷為依據的。我們之所以訴諸世貿組織，提出磋商請求，也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下解決問題。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的發展，最完善的進步就是法制體系的完善。
關于不應該進行道義層面的評價。我想任何國家都有道義層面的評價，如果美方不承擔或者是忽略了金融危機的起源這個大的背景，去濫用保護主義的措施，我想不可能回避道義層面的評價問題。
中國經貿雜志社記者：近年來世界各國針對中國的貿易調查在逐年增加，除了此次特保案之外，歐盟對中國的汽車等也發起了反傾銷調查，美國和歐盟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國，他們這兩個國家的行為將可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效仿。請問發言人認為目前的發展態勢如何？如何才能保證我們國內企業的利益？
姚堅：關于貿易救濟措施有所增多的問題這是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的一個現象。很多媒體也在回顧三十年代大蕭條時候的貿易救濟措施，其實那個時候更加惡劣。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們是堅決反對使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當然在世貿的框架下，必要的貿易救濟措施是允許使用的，但是我們也倡導克制少用，甚至不用這些貿易救濟措施。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態度。
在當前應對貿易摩擦的過程中，歐盟、美國，包括印度，有些國家在發起案例的時候，使用歧視性的條款，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地位，尋找其他的替代國，甚至找歐洲的國家來替代中國的用電、勞工、就業這些數字來進行產業損害的調查，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們也是堅決反對的。當然，我們也看到，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現在是全球貿易排名第二的國家，在貿易規模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出現貿易摩擦，我們也會在法律和規則的框架下去進行積極的交涉，做到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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